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轻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