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反围攻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宋江命令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放下武器，接受了招安，使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反革命的军队。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就这样被宋江断送了。

    宋江投降后，为国家臣子的宿愿得偿了。于是，就彻底亮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他主动要求去打方腊，并对方腊起义军实行灭绝政策。对地主阶级，他“忠义双全”；对农民起义，则不共戴天。宋江打方腊决不是什么农民兄弟的“自相残杀”，而是反革命刽子手镇压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宋江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报效主子，但统治集团并没有轻饶了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最后还是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至死不悔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生命垂毙之际，还不忘忠君报主。于是，他将李逵招来，亲手把李逵药死，生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的忠义美名。宋江死前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里，宋江为他的“忠”做了总结——一生至死靡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宋江药死李逵，为他的“义”做了说明——无条件地服从于忠。李逵的死，给人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发人深思。

    从不愿上山，到被迫上山，叛卖投降，镇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再到最后可耻地死去，这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用自己的行动写出的一份罪恶的传记。这份传记，充分说明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说明了宋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死敌，而不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和孔孟的“天命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后走向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加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进一步提出：“天即理”的命题，把儒家“天命论”更加哲理化，形成所谓程朱理学，给劳动人民带上一副精致的精神枷锁，用以作为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程朱“天理”观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忠君来维护封建王朝的永世长存。

    《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宋江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这种反动理学在文学作品里的反映。宋江言必称“忠义”，口不离“天命”，俨然是孔孟复生，程朱再世。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他拒绝上山的理由，就是不能“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以后离开梁山，行至扬子江心，遇到船火儿张横，闹了一场误会，他和两个防送公人险些被杀，此际，他又归之于“天命”，仰天长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宋江这种“忠孝”、“天理”观念，都形象地表现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其目的在于维护赵宋王朝的罪恶统治。唯其如此，他始终顽固地认为地主阶级“压迫有理”，农民阶级“造反有罪”。晁盖造反，他说是犯了大罪。花荣给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把封建国家压迫人民的“法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被迫上山，更始终怀着孔老二“获罪于天”的一腔负罪之情，念念不忘“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凡此种种，都是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在宋江身上的体现。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孔孟之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由于宋江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失败了。分析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