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官爵，但以揣测犯罪动机来定罪，而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则是“莫须有”。——将宋江判处死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另一个问题。题反诗事发是上梁山的导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这个小吏的末路有点滑稽。先是装疯卖傻在屎尿坑里打滚，企图骗过缉捕的公人。推上法场时，“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被晁盖救了后，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贵族柴进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为大周皇帝的嫡传子孙，有誓书铁券在手，对来自朝廷的伤害他有种自信。和“朴忠”的林冲、“权谋”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现行的体制保持冷静的距离，作为让位于赵家的柴家后裔，他内心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对他没有意义，自然谋取高官对他也没有意义。他和大宋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订立了江山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赵家需给予补偿，补偿条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权”一项，大宋对他而言，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履约”。秦汉以降，郡县天下，贵族势力日渐凋零，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后，寒门与豪门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公共职务向全体百姓开放，没有了特权自然没有了贵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异姓贵族只有柴家了。因为在贵族和皇室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盟约关系，贵族遵某姓为共主，贵族自己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很大的自治权。许倬云先生曾比喻，秦汉前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是真正封建；秦汉以后皇帝和各地方政府是总公司和办事处的关系，办事处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从柴家那里得了皇位后，为了解决道统上的合法性难题，订立了赵、柴两家的合同。那么在宋朝初期，赵家或许还有种得位于孤儿寡母之手的道德内疚感，履约的积极性很高，统治天下时间一长，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约的约束也越来越弱。此时的柴进并非没有危机感。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后，国与国之间征伐不已，各国贵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君子大批养士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柴进“养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门下，既周济林冲、宋江、武松那样的人，也养洪教头那样的人。“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在奸臣当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华之中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过着优厚生活的柴进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养士”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贵族一种“自保”措施，大官积累财富攫取权力以获得安全感，小官巴结上司以求自保，祝家庄这样的地主自己练兵自保，小老百姓去当响马自保，柴进不能去作大官，也不愿意去当贼，最好的选择是“养士”。金圣叹评价说：“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柴进旋林冲入水泊，只是无意插柳，他自己是不愿意放下贵族架子去当强盗的。

    可这样一个连皇帝都许诺给司法豁免权的贵族子弟，在知府的小舅子眼里，完全是可以任意鱼肉的乡民。权力可以统吃一切，先朝订立的法律文书，在段天锡眼里，只是废纸一张，“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当年让江山订立的合同，大宋政府完全可以违约了——江山已经到了老赵家中一百多年了。

    林冲平时出阵，只是一职业军人奉命而为，无多话。攻打高唐州时，“头领林冲横八丈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姓高的贼，块块出来。’”林冲主动出马，一为报柴进之恩，二是出于对高家的仇恨。迫使林冲、柴进两位梁山大功臣上山的为高俅兄弟，高俅才是梁山第一大功臣。

    原本寄希望于赵官家遵守合同的贵族也不得不作了强盗，但他和林冲一样，毕竟有种情结，做不了彻底的强盗，但对大宋他决无宋江那样的奢望与天真，最后称病辞官回乡务农，得以善终，这是贵族的清醒。

    英雄、小吏做了强盗，贵族也不得不做了强盗，大宋朝廷还能剩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