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滑。“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父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社会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额财富肯定来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间心理，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比明代还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