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才会出现“七擒七纵”的局面的。二次大战时也出现过“心理战”，不过那主要是指宣传攻势，似乎还和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诸葛亮为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氐、羌和云贵川一带的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当然，三国鼎立的竞争局面下，更能显示出三方不同的处理民族问题方式的利弊优劣来。说起来三方还真是有“和抚”、“征剿”和“征抚结合”三种方式的区别。比如曹操，他对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针是征抚兼用，以征剿为主。他为了阻止袁绍与北方民族的联合，亲自率军北征乌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胜地北戴河，当地人们会告诉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当地俗称“桃山”的，就是当年曹操回师时吟咏“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山，**因而写下过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诗句。当然，曹操也有抚的一面，否则蔡文姬也不可能从匈奴顺利归来了。至于孙权，则完全是征剿了，为了弥补他在竞争形势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对东吴境内的山越族多次征战，强迫他们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当家兵、佃客和奴隶。但这引起山越人不断的反抗，反抗又引来新的征剿，形成恶性循环，内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国争夺中，始终只能采取“保江东，观成败”的消极防御态势。而曹操依靠强大的武力，虽然使西部和北部后方平静一时，但没过多少年，这些民族就进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

    诸葛亮的方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结一下他的经验，还是很有教益的。据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让少数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这对后世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红军长征路过彝民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友好，约为兄弟的事，就传为佳话。这恐怕和彝族人民对诸葛亮的习惯崇敬不无关系。

    当然，光凭这些还是不足以使当地各民族心悦诚服的，最重要的是诸葛亮为当时相对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传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帮助他们提高发展了生产能力。据史书载，他曾在南中大兴屯田，传授生产技术，的的确确地促使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总结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杨慎《滇载记》），意思是说，这些地区的很多民族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逐步迁出深山老林，摆脱原始方式，开始耕织生活。

    据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书记载，仅云南一地就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遗迹四十多处，而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遗迹仍然“畏之如天地，爱之如祖考”。那还是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没有广泛流行以前。可见诸葛亮在千年以后，确实还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广泛地崇敬爱戴，傣族群众中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中，如壮、仡佬、布依、侗、水、苗、瑶等，还保存着一种特殊的铜鼓文化，每到集会或节日喜庆，就敲起铜鼓，载歌载舞。铜鼓的制作图案纹饰，造型塑象也非常精致。原来这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用来号召部队进行战争，或者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现存最早的铜鼓铸造于西汉时代，距今两千多年了。据说它最初是一种炊具铜釜，但谁家做饭用得着这么大的锅呢？有些人们相信它是诸葛亮南征时所用的行军锅，留下来做为某种信物的，所以称作“诸葛鼓”了。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象前，至今还保存着三面这样的铜鼓。

    为人民真正做过好事的人，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后人都会纪念他的。我们从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