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注二）
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