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漫卷世纪风(单世联)--政治运动与红学的普及（2/2）
起来看问题。”（６１）如果曹雪芹的家世与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权力之争紧密相关，小说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论证？此外吴恩裕称《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刘大杰说是“自传性质的小说”等等，都在宽泛的意义上肯定了胡适的一些观点。
相比之下，考证受到更为宽容的对待。周扬当时就说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处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实际了贬低了小说的客观内容。“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考据工作，相反，我们需要真正科学的考据工作关于作者生平，创作过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伪的考证，都是需要，但这种考据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不是目的。”（６２）考证是基础不是目的，这种说法俞平伯也会赞同：“整理古书工作的基础应该是校勘。校勘工作没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坚牢。”（６３）而且周划定的考据范围，恰与胡适一致。当然区别是有的，考证是“基础”，“基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周扬以及批评考证的人所持的，考证只是基础，重要的是思想艺术的评论；另一种是像俞平伯这样的学者所持的，考证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评论都谈不上。由于双方都不否认这个“基础”，所以即使在运动中，仍然有相当多的老学者如吴恩裕、浦江清等维护考证的必要，以至陆定一在向中央报告时还说：“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６４）运动**过后，任何考证都可以在提供材料、为研究作基础的口号下展开，俞仍然可以整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证方面的成果，后来还由红学延伸出一个“曹学”。
本书认为，胡适的中心观念“自传说”并不是新红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以作者及版本为中心和考证方法才是新红学的主导观念。胡适说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证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
（６５）红学之成为科学，靠的不是“自传说”，而是它的科学方法。此论极为通达。
事实上，顾颉刚、俞平伯早就对“自传说”存疑。５４年以后，除极少数学者外，一般已不再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纵观大量的红学考证，潜在地还是以“自传说”为前提，否则很多考证、特别是关于“曹学”的考证就与红无关。胡适是从考证中得出“自传说”的，但后来的学者把这一程序颠倒过来，以“自传说”来支撑考证，把清史研究当作红学研究。乾嘉考证的繁荣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虑到政治化时代的特殊环境，也许可以认为当时红学考证是一种学术保卫战，如果 没有那些由潜在的“自传说”支撑的考证成果，当代红学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传之外，其学术价值是很难高估的。当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常识写成的大量论著已成昨日黄花时，惟有那些考证性论著值得一读，它们也许不是红学更不是文学论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国文化史论著。
从“自传说”和红学考证实际上在５４年后得到默认可以断定，**要建立的红学范式是一种社会政治论，只要承认小说充满现实社会内容和和阶级斗争，承认《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自传说”和考证法都可以获得一定的生存权和有限的学术空间。如果说胡适带给红学的是科学方法、历史考证，那么，**赋予红学的则是社会内容和政治观念，他们共同之处都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材料。
如果这一判断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认为，仅就红学本身而言，１９５４年的运动没有多大必要。胡适没有否定曹家的政治关系，继起的考证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证据来说明《红楼梦》的政治相关性。更重要的是，在写于５４年运动之前的三篇文章《〈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中，俞已经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三文都首先强调《红楼梦》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与婚姻的不自由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其结论与李、蓝文章大体一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艺术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来的每一个读者肯定了。但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等艺术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有着决定这些艺术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个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经过的，从而真实地刻划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映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著。”（６６）俞本来《红楼梦》的评价也不高：“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地们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中国一切底文学 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 这类文学底特色Ｖ炼嗖还歉鋈松硎佬愿竦追从场！溆靡嗖还泼菩涯浚苁老?nbsp;
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６７）但在１９５０年的《〈红楼梦〉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删去了。显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评价，即使没有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俞也会走向李、蓝的模式。尽管老人说新话总有些不顺口，时髦话遮不住旧观念。
正像胡适的红楼考证主要是为了宣传他的科学方法一样，５４年运动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红楼梦》而是改造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对红学这个学科来说，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功过参半。政治运动实际上破坏了对它的学术研究，新话语实质上**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常识性普及，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鲜有真切的阐释，甚至在文风上也千篇一律。冯至当时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为把下边的这套公式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头上一套，便可以解决问题。（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内容；（三）作品的人民性（从书中找出一两段描写劳动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
现实主义精神（有时把描写逼真就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五）结论。如果书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说是‘受时代局限’，把这一公式到处套，不不解决问题的。”（６８）４９年以后大部分红学文章，实际上都是按这个套路写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读。
然而，运动的特点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全国解放后《红楼梦》一下引起那么广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认为与１９５４年的批判运动有直接关系。”（６９）一本研究古小说的著作被最高领袖点名批评，对它的批判关系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谁能不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运动使各种红学著作成为畅销书。１９５８年，俞校注的《红楼梦》出版，到１９６２年，印数已达１４万部，《**选集》才印了５万部。（７０）在１９６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６００页的《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此前只有少数学者才能见到的孤本秘籍也开始影印出版。红学如此显赫，红学家也就令人向往。何其芳本非红学中人，“１９５３年２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７１）
几乎全国所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参加了５４年的运动，红学从此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通行证而成为老学者们的最佳选择。１９５７年“鸣放”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学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评声音而被划为右派，如果不是这个下场，她很可能是一个红学新秀。“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表扬了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７２）运动动员了当代第一代红学家。完全可以说，政治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中普及了《红楼梦》。
但在**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潜能仅靠一次批判运动是不能充分发掘出来的。５４年他只是认同李、蓝的文章，此后就不断就《红楼梦》和红学发言。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在一次会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这一讲话直接启动了１９７４年“评红”运动。类似的观点毛此前多次提到，为什么只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评红”运动，其来龙去脉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确认的，一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２０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中说的是为了“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无论如何，“评红”是１９７４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３１９篇。
新一轮“评红”的特点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像５４年那样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术界”或“古典文学研究界”，运动没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因而运动也就不像１９５４年那样主要在学术文化界进行，而是扩展到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理所当然地，“评红”不但与学术无关６沂恰拔母铩逼苹笛?nbsp;
研究的一个环节。它标准文章是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宣传品，比５４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学术性。但这场仍然有它的吊诡。正如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不是为了普及《红楼梦》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观上扩大了《红楼梦》与俞平伯的影响力一样，１９７３年的“评红”运动是全民普及《红楼梦》的运动，当时的中国基本无学术文化可言，学术机关被解散，高等学校只招收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除鲁迅、浩然及一些工农兵创作外，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完全可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荒芜，但也正因此。“评红”因此超出发动者的预期，客观上给禁若寒蝉、一无可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史的老学者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个小小的机会。“就一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四人帮’砸烂传统、摧残学术文化的反动政策之下，长期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趁**同志肯定《红楼梦》的机会，通过这部书作点文章，不能说没有一定寄托的性质。”（７３）比如１９７４年春，文化部组织人重新校注《红楼梦》，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离现实远一点，可以做点学问的好事（事实也证明。凡是参加过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来在红学领域中，都有过突出的研究成果）。”（７４）这样说，不是要肯定“评红”，而是说它为无可奈何中的文史学者们提供一个唯一的可能：在写“大批判”文章的同时，他们至少可以以为工农兵“评红”提供资料为由，进行写一些史料考证。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杂志第２期上发表《红楼梦及曹雪匠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就“文革”前长期争论的曹雪芹画像问题发表看法；同期杂志还发表了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论证《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不久，陈毓罴、刘世德著文质疑，胡文彬、周雷再发表文章隐然支持吴恩裕。由于双方都感到材料不足，争论不了了之。当然即使是考证也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语境，比如，在《废艺斋集稿》的自序中，有编写此书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之语，如此则曹雪芹有同情底层贫民的思想，这就比较容易支持《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但考证毕竟与宣传有区别，在有关佚著问题的讨论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价、诗风、天气等问题，细致入微，具有当时条件下最强的学术性。如果不是“文革”，红学肯定有更好的发展形势；但如果没有“评红”运动，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连这样的文章都写不了。８０年代后的红学权威冯其庸，其红学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广思”为名在《北京日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 评〈红楼梦〉》。但冯其庸毕竟不只是为政治运动摇旗呐喊的“洪广思”，他在写宣传文章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的考证，在《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９期上以本名发表《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一文。事实上，这场运动动员了当代第二代红学家。
与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一样，为了配合“工农兵评红”，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当时编印的大量研究资料中，有不少是红学史上的名著。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辑收有红学史上主要论著的《红楼梦参考资料》，还单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一些高等学校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题下大量选辑“五四”新红学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农兵学员”们在注经和宣传之外感受到一点学术的流风余韵。
《红楼梦》与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息息相关，这是它普及的关键。但说《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却并非是**的独创，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说，持“自传论”
最力的周汝昌也坚主此论。政治始终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压力性背景，如果没有它，一部通常认为是谈情说爱的小说又如何能中社会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