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２５）经、史、小说无论有多大的不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却是平等的。像《红楼梦》这样的白话小说，即使它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杰作，却应当是严肃学问的对象。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了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主要意义。

    但胡的新红学可商讨之处甚多。首先，它的主要观点即“自传说”能否成立就很困难。在考出作者身世和时代后，胡提出“自传说”的“大胆假设”，“自传说”起码要求曹家与贾家的事迹的大体一致，红学要能够把贾家还原为曹家。胡本人没有完成这一还原，他说的“最重要的证据”，即曹雪芹的历史与贾宝玉的历史的相似，也因为有关曹雪芹的身世材料基本没有而无法证实。此后的红学家们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达到最大限度，然而，“经过五、六十年的考证，《红楼梦》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亲戚中有痕迹可考的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而且红学家之间对书中某人相当于历史上某人意见仍极为分歧，……至于书中的事迹，今天能考证为确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一般的考证标准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红楼梦》是‘曹家的真实事迹’。”（２６）“红学考证经过了无数学者的五、六十年的长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宫档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别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估计一下，所谓‘还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几分之几呢？这几十年来红学进展主要只是曹学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成就的确惊人。然而，就曹学而言，进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　辈；对于曹雪芹，我们的知识依然非常贫乏，甚至他的生卒年岁也还在莫衷一是的阶段，若要以曹学成绩配合着《红楼梦》的所谓‘真事还原’的工作来说，我们的展望则更为暗淡。”（２７）作为新红学范式的“自传说”要充分得到证实是不可能的。

    当然，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况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经彻底败落。问题是，即使考出贾家就是曹家，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学的任务也远远没有完成。小说只是小说，无论我们如何承认《红楼梦》与曹家有多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不能把《红楼梦》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实录和翻版。胡不是不懂文学，不是不能欣赏《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与此前的王国维一样，他从来都是欣赏悲剧的：“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个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剧惨剧，第实老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学读完了，至多不过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和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

    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２８）

    但为什么，胡的新红学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红楼梦》的“余味”上呢？第一，考证的价值与生命力是由索隐派赋予的，考证与索隐的相对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说”论以及其他索隐者的“反清复明”论至大无外，他们根本不可能另编一套明清抗清史来配合《红楼梦》人物和情节，只能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断进行附会，胡看出索隐的根本缺陷，但其“自传说”仍然认为小说背后有“本事”，只是把索隐派的民族血泪史换为曹家的衰败史；他只是从方法上质疑索派的“猜谜”，却没有看出索隐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化小说为纪实。从而，科学的红学仍然是史学。“他的‘自传说’本是相对于‘反清复明’的旧说而来，虽收宣传之效而立意已偏。”（２９）偏就偏在不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证虽比较合理，然究竟是考证工作，与文学批评不可同日而语。他所对付的是红学家的索隐，所以他的问题还是那红学家圈子中的问题，不是文学批评家圈子中的问题。”（３０）红学是建立了，但《红楼梦》却从此远离了文学。

    第二，这与胡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从来源看，“科学方法”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胡把它概括和简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要求的是一种怀疑精神，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调，但胡从未对科学假设的性质作深入的解释，假设无论是对是错，都必须是“够资格的假设”，只讲“大胆”，易使人产生越大胆越好的错觉。科学史上有许多假设虽然大胆发扬了怀疑精神，却并不能成为够资格的假设，因此没有促进科学发展。比较起来，“小心求证”更符合科学精神，胡本人的实践也更重在这一方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它只涉及科学方法上的归纳法，只与地质学、植物分类之类科学有关，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其突破与创新与归纳法关系很少。胡晚年回忆：他与丁文江都“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恰好把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方法恰　好与中国考据相类。（３１）至少，在要证据这一方面，传统考据与“科学方法是一致的。“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他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都是一样的。”（３２）考证就是“科学方法”，《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其中能够成为考证对象的，也只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变等“材料”性质的东西。

    严格地说，“科学方法”之于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能够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科学的本质不在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它的方法。从这个立场出发，就会把一切学问和研究都化约为方法，化约为考证，把一切人文作品、审美对象都化约为材料。“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

    ”（３３）性格、情景、美感、意义之类当然不是材料，红学研究的科学化，是化文学为史学和文献学，取消文学的审美层面。客观地说，文学美学的“科学化”远远落在自然研究的后面，以至于１９世纪、２０世纪的许多理论家都做过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科学化”会不会导致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特性的否定，却是现代思想极为警惕的。在胡考证《红楼梦》的前后，以雅各布逊、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也在进行建立文学科学的尝试。不同于胡适，他们寻找的不方法而是对象，即文学作品之为文学的“文学性”。他们认为正是对象（文学性）及其定义方法，保证了文学科学的统一性。“文学性”依靠它与非文学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文学以什么“手段”

    或“技巧”使“素材”成为文学，雅各布逊断言：“如果文学科学想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３４）同样是使文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但对象的统一性意在发现文学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统一性却不承认文学的特殊性。

    从而，考证在使红学科学化的同时又因为小说毕竟不只是材料而导致对《红楼梦》的误读，最终自我设限，束缚了红学的发展。１９２５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的观点，并由此提出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必须区分文学与历史：“……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俞还从文学的性质入手，指出文艺虽然决定于作者的生活经验，但作品却又决非作者经验的重现。因为没有区分文学与历史，考证派红学与它要攻击并取代的索隐派红学并无本质的不同，两种方法都不能掌握这部文学作品：“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此来写自己的生平。”第二，必须区分文学与科学：“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做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做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鉴赏以外，不妨做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趣味的研究既没有特殊的妙法，则何以区别于其他？我说，这种研究其对象与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求得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闹着玩亦可。”

    （３５）要区分文学与史学、文学与科学，就红学而言，就必须放弃“自传说”这一新红学的中心观念。

    俞平伯发现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的局限。《红楼梦》要成为科学，必须具有客观的知识性和可以讨论的公共性；但《红楼梦》又是文学小说，不可能完全化约为可以中性处置的材料。学者个人可以从事考证或文学鉴赏，但红学本身却不能以考证来范围。其实，胡虽未明说，但他实际上也遇到此一问题。一方面，胡对高续评价不高，认为它与曹雪芹构想有许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宝玉的结局，本来小说一开始就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之理？而“悬崖撒手”怎么能理解成“出家成仙”？还以嘲讽的语调说：“高鄂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６０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３６）另一方面，当１９２１年胡在亚东图书馆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红楼梦》时，他选中恰恰是以有高续的程甲本。因为它毕竟保留了悲剧性结局：“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４０回，比不上前８０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局，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梦。这一点悲剧的眼光，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么？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３７）从考证上说，高续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从文学上说，高续保留了悲剧结局，胡本人没有把这一矛盾展开论述。

    文学不是史学，一定把文学问题全部划为史学问题，新红学就难免像索隐派那样猜谜。如果只是考出《红楼梦》的作者及其身世，只是考出曹作高续，新红学对索隐派就没有多大破坏性，索隐属于蔡元培所说的“情节考证”，与考证作者、时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如果只是提出“自传说”，与索隐也无根本性冲突。只不过索隐派说《红楼梦》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说是曹雪芹家世的自叙。胡针对蔡元培说：“因为不知道曹家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３８）但严格来讲，知道曹家历史与相信《红楼梦》是自传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一定要建立联系，就必须把小说的人物、情节之类与曹家故实一一对照落实，这与索隐已无实质区别。胡本人不感到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态度一开始就有些犹豫。《红楼梦辨》说把“自传”的意义具体化为三层含义：为感叹自己身世而作、为情场忏悔而作、为十二钗作本传，已经是对“自传说”的广义理解。而且，即使是维护《红楼梦》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说，俞也与胡不同。１９２１年，俞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的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为最明确的事实。”（３９）但因为没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无法证明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假如没有别的证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后发现曹雪芹与贾宝玉性格不同，俞宁愿承认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更严重的是，《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的立场就发生了明显改变。１９３０年的《〈红楼梦讨论集〉序》中，俞已经在新红学内部展开严厉的自我检讨：“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

    《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４０）总之，小说取材于亲身经历因而有自传的成分或性质是一回事，说小说就是自传是另一回事。１９２５年他告诉人们：“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４１）俞平伯发表此论的前后，批评“自传说”的文章频频出现，重要如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就指出“自传说”“大背于小说之原理”，因为“《红楼》为已经剪裁之人生”、“《红楼》为超时空性之人生”、“《红楼》为契合名理之人生”

    、“《红楼》为已经渲染之人生。”（４２）

    为什么这些清醒的、也是属于文学常识的观念没有改变“自传说”，没有改变以考证治红学的主流？原因只在“科学方法”四字。１９２３年胡就发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学无上尊严地位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的“科学”概念主要不是与实验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论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的权威虽早已确立，但正如严复所说：“今之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４４）尊西固是时尚，但纯西方意义崐上的科学却没有多少人能做。

    当科学由具体的数理化转化为相对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实际从事那较难的“科学”，只须运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学问，即可同属于有无上地位的“科学”。这就是胡说的：“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４５）所以，新文化运动的**过后，它的领袖人物以胡适为代表不是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也不是转向文学翻译或创作，而是回过头去从事国故整理。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需要专门讨论，但就他们本身而言，并不感到这是倒退。随着１９２３年“科玄论战”的开场，传统考据是不是科学方法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张东荪就发示反对。但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期，人文社会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绩的，恰恰是学术积累深厚、学者容易上手的国学考证，红学就是它的先驱。此后，科学概念进一步分化演变，自然成为科学的主体，但由于人文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证也仍然在文史领域长期保持着基础性的地位，在“规律论”的政治话语盛行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学术性的象征和保证。总之，科学的强势话语建立了、也维持了红学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