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你来评评理，救人家性命之后，该不该收人家钱财？“我笑着摇摇头，说：“救人是义举，怎好收钱。“宣赞又问：“前日柴大官人救人，不但没要人家酬谢，反周济了人家20两银子，这是不是大义举动？“我点点头，说：“确实是，此事我当时就在场。“宣赞指着裴宣说：“前几日，李忠在泊外的路上也救了一个人，这个不长进的，救完人还收了人家谢礼。这不，山寨里要赏有义举的人，裴宣不考虑柴大官人这样的，却要赏李忠，真是莫名其妙！“这事情确实有奥妙。我看着裴宣点点头，会心一笑。裴宣也笑了，说：“就请朱大哥把里边的曲直给他讲讲吧。“宣赞惊诧地看着我，说：“怎么，你也是赞成的？“我把椅子朝他拉近了些，说：“宣赞兄弟别着急，听愚兄给你讲两位古人吧。““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日：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日：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里人非常感激，送了他一头牛。子路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于是孔子说：好啊，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

    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子贡，他在外国为一个被迫为奴的鲁国人赎了身。依照当时鲁国的法令，在国外为本国奴隶赎身，可以到政府领取一笔钱。但是子贡只救人，却没有收政府发的这笔钱。孔子说：这样有问题啊，恐怕以后鲁国没有人在外国替本国人赎身了。为什么孔子这么说呢？

    因为子路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告诉人们救人也可以自己有回报，这一点即使是思想不那么先进的人都可以接受，所以这是容易做到的善，无论贫富贵贱或者思想境界高低，大家都可以模仿。这样一来，各个阶层的人士肯定都争相为善。

    而子贡是一个富商，以当时多数人们的生活水平看，很多人即使想像子贡那样做，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子贡也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做事情可以不计个人利益，不要政府补助。这个榜样确实很让人钦佩，可是他只适合那些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思想境界已经很高的人，所以子贡的榜样属于难为之善。孔子担心一旦政府按照子贡的标准来要求众人，那么做善事的人恐怕就越来越少了。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如何劝善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在劝善的过程中，最常使用的工具一个是建立制度，一个是道德教育。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手段。管理者可以宣传子贡式的先进典型，鼓励人们做善事，但是千万不能把这种模式作为制度设计的模版。劝善就是要劝大多数人做好事，这当然就要考虑大多数人的经济水平和思想境界，如果按照少数优秀分子的标准为大多数人定做制度，那就是完全的“画饼充饥“、“空中楼阁“。

    李忠就好比子路，他提供了一个劝善的样板，而且这个样板绝对适合梁山绝大多数小喽哕的思想水平和经济水平。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比照李忠案例。我们要肯定人们的个人利益，让大家都知道做好事有好的回报，并且把这种实实在在的回报宣传出来。

    因此，宣传李忠，不是宣传他的思想境界，而是为了宣传我们的回报机制，以鼓励和号召大多数普通人也努力做善事。而柴大官人就好比子贡，对他的宣传是纯粹的道德表扬，跟制度设计无关，我们绝不会因为一个柴大官人做好事不要实惠，就否定很多个李忠做好事要实惠的行为。人们总是有差别的，管理者当然要承认大多数普通人和经济上、思想上都领先的优秀分子的不同。因此，对柴大官人事迹的传播只限于道德赞美而不会涉及制度，在小喽哕的心目中，无疑李忠的事迹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这也就是我们首先要宣传李忠的原因。劝善贵在能劝众。我们就是要用制度设计解决底线问题，然后再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的境界逐步提高。

    宣赞大瞪着两只眼睛，听得愣愣的。

    裴宣在一边则是频频点头。最后，等我说完了，他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要用规则管事，而不是用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