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刘备新亡，称帝不久的曹丕乘机联络五路大军伐蜀，想成就统一大业。这五路兵是：一、辽西(今辽宁义县西)羌兵十万，先从旱路取西平关；二、南蛮王孟获起兵10万，攻打益州(今云南晋宁东)、永昌(今云南保山)等郡；三、孙权起兵10万，攻两川峡口，径取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四、降将孟达起上庸兵10万，西攻汉中；五、曹军以大将军曹真率兵10万，攻打阳平关。50万兵马五路来犯，蜀国闻此消息，上下惶惶不安，倾国之危，迫在眉睫。这时诸葛亮却推病不上朝，数日闭门不出。这可急坏了众君臣。后主刘禅亲自去亟相府探望，却见诸葛亮正在池边悠闲地观鱼。原来诸葛亮这几日正闭门考虑退兵之策，他告诉焦急万分的后主：“陛下不必忧心，四路大兵我已退了。惟东吴一路，我正考虑派谁作使者前去，退之容易!”刘禅一听大喜，这才放下心来。

    真是神了!诸葛亮安居不动就能退数十万大军?原来诸葛亮不愿泄密，故瞒住了朝中百官，而他实际上已在运筹帷幄、暗里调动兵马，以不同方法去震慑各路兵马。诸葛亮究竟是怎样安然击退五路敌军的呢?

    蜀大将马超世居西川，在羌人中威信极高，被称为“神威天将军”。诸葛亮星夜传檄，令马超伏四路奇兵，镇守西平关。西番兵出西平关，见到马超，不战自退，吓回去了。这是第一路兵马。

    南蛮孟获兵马强悍，但他们生性多疑。诸葛亮派人飞报大将魏延，令他率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入左出，以疑兵之计阻击孟获。孟获见到蜀兵四出调动，以为主力兵马在此，撤退回洞了。这是第二路兵马。

    叛将孟达，诸葛亮了解到他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故他派人送了一封李严的亲笔劝诫信给孟达。孟达接到信后，兵马走到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这是第四路兵马。

    阳平关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诸葛亮谴调赵云引一军把守，守而不战。曹真率大军无法攻破，只好折道而回。这是第五路兵马。

    关于第三路东吴之兵，诸葛亮后派邓芝为使者前去说项。邓芝从容不迫，向孙权陈述了联蜀对魏的利害，孙权为之所动，又见其它几路兵马都不战而败，他干脆没再发兵。

    一场气势汹汹的五路兵马来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军师诸葛亮兵不血刃地消解于无形之中了。

    [评析]

    看起来十分强大的敌人被诸葛亮化于无形之中，这里他使用了“各个击破”的计谋。但各个击破的前提是了解每一个对手。诸葛亮对五路兵马有全面的了解，比如蛮兵的多疑、羌人的敬马超如神、东吴的首鼠两端、孟达的叛将心理、曹真进兵的天然障碍等，进而对症下药，所以能“药到病除”。这里应该说还有一个知己知彼的战略素养的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各个击破之例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按左携右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主次、缓急之分，有重点打击对象的。清康熙帝平定三藩，就是抓住主要敌手，各个击破的。“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开始，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朝政权及农民起义军余部，其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成了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危害着国家的统一。当时有“天下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说法。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他割据云南，圈占民地，抢掠人口，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并招降纳叛，广植党羽；其选官、练兵，都不让朝廷过问，用财开支，不受户部限制。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拒绝朝廷撤藩的旨意，发动了叛乱，接着，耿精忠、尚可喜也树起了反清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帝仅20岁，他虽年轻，但机智过人。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出色地指挥了这场大规模的平叛斗争。康熙亲自制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争取其他叛乱者中立、投降的作战方针，并利用耿精忠与台湾郑经的矛盾，招降了耿精忠。1677年尚可喜忧愤而死，其子尚子信也因与吴三桂矛盾尖锐，在清军的进逼下，向朝廷投降。1678年，吴三桂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一场席卷10省、长达8年的三藩叛乱终于被平息。

    各个击破之例说——石达开巧破敌水师

    1854年冬，曾国藩率湘军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口。石达开奉命督领太平军在湖口江面布防，迎击湘军。湖口，位于长江入鄱阳湖之口，上通楚北，下达皖南，素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湖口江面设置了一座巨大的浮筏，筏上环造木城，设立望楼，有数百名官兵把守，浮筏两侧还有许多炮船守护。太平军凭借这个水上堡垒粉碎了湘军多次进攻，曾国藩恼羞成怒，倾其全部水师与太平军决战。经8小时激战，太平军击毙了近千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浮筏被突破。这使得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通道出现了缺口，敌一经由此长驱直入，将会对太平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石达开并没因作战失利张皇失措，经过冷静思考，一个扭转败局的良策在他头脑中迅速形成。

    原来湘军水师是由大小不同的两类战船组成，大船叫“快蟹”、“长龙”，比较笨重，船上配有重炮，可屯放辎重，用于远程轰击和保障后勤供应；小船叫“三板”、“四板”，没有篷盖，每船有20多把桨，三五尊小炮，运行灵便，是主要的攻击力量。这两类战船只能互相配合作战而不能分离。石达开还敏锐地意识到，曾国藩骄横轻敌，求胜心切，战局发展有可能使其轻便船只脱离大船编队，首先闯入都阳湖。因此，只要相机封锁江面就能将敌大船与小船相分割，实施各个击破。于是石达开下令，浮筏缺口暂不修复，原地监视敌人动向。

    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把石达开的诱敌策略看作是太平军无力抵抗的表现’，他命令120多艘小船运载3000多名水兵从浮筏缺口全部冲入都阳湖中。石达开见敌中计，便立刻下令封锁江‘面。一夜之间，湖口江面神奇地出现两道浮筏，将敌水师船队拦腰斩为两段。同时，几十只太平军小船满载柴草、硝药冲进湘军外江船队放火。刹时间，湖口江面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恰似当年的吴魏赤壁鏖战。湘军大船由于失去小船配合，运转不灵，混乱不堪，被烧毁大半，余者仓惶遁逃。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轻便小船得知外江船队被烧，急忙掉头回援，这时退路早已被堵，在太平军猛烈攻击下，遭到了与大船同样的下场。湖口一战，太平军大获全胜，进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各个击破之例说——蒋介石各个击破战军阀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京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报告祭”。8月9日，蒋又派特使到奉天，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至此，蒋宣布中国“统一告成”。

    其实，蒋介石统一中国，只是各军阀问表面的暂时的“联合”。实际上，当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能控制的地区只有东南五省。全国数十个国民党新军阀都拥兵自重，各霸一方，根本不听蒋介石的号令。这其中四个势力最大的新军阀是：占据着鲁、豫、陕、甘一线广大地区的冯玉祥；控制着山西省和平津地区的阎锡山；拥有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和华北一些地区的李宗仁；统治着东北四省的张学良。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84个军，计272个师，裁减为65个师60万人。这次会议，蒋大谈“裁军”、“统一”、“集中”、“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实际上是想用和平手段夺取各个军阀的军权，企图一举收拾蒋系以外的军阀实力派。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靠兵起家的“统帅”们，都懂得“有兵才有一切”的道理，因此对蒋介石的所谓“裁军”、“统编”都冷眼相看，不予支持。

    蒋介石看到用和平的手段收服各路“诸侯”不可能，便决心利用各军阀之间的矛盾，用武力各个击破，实现“统一”。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桂系军阀李宗仁，因为李宗仁当时占据武汉，对蒋氏政权南京政府的生存威胁最直接。

    1929年2月下旬，蒋军开始压迫武汉桂军。李宗仁慌忙化装逃出南京，潜往上海。3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开除李宗仁的党籍，下令讨伐挂系，蒋桂战争爆发。由于交通断绝，李宗仁不能及时赶到武汉。面对蒋系刘峙十万大军，桂系军心动摇。蒋介石不失时机，派人前往武汉策反。不久，武汉桂系黄陂前线指挥官李明瑞宣布“服从中央”，回师讨伐武汉。前军李明瑞倒戈，使武汉守将夏威等人十分惊慌，匆忙中作出决定：放弃武汉，向西退却。蒋介石眼看形势有利，亲赴武汉坐镇，命令军队追击。夏威等人看大势已去，不得已通电下野，余部却被蒋军缴械收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派人带着巨款赴河北策反桂系将领，果然也找到了反叛者。桂系河北守将白崇禧只好逃回广西。蒋介石乘胜追击，派大军进剿广西。5月中旬桂系兵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大获全胜而告终。

    当蒋介石把枪口对准李宗仁的时候，为了稳住冯玉祥和阎锡山，使他们不插手，蒋拉拢冯、阎对武汉起兵。冯、阎虽未出兵，却通电“服从中央”，其实是想坐山观虎斗。可是，李宗仁惨败后，蒋介石就立即把枪口调转过来，第二个指向便是冯玉祥。

    为了制服冯玉祥，蒋介石还是使用老办法，先拉拢阎锡山，使之保持“中立”；又用离间收买桂系将领的同样手法，策反冯玉祥的部将。5月22日冯军部将韩复榘、石友三通电“服从中央”。蒋介石立即下令讨伐冯军，像对付李宗仁一样，开除冯玉祥党籍，还发出“通缉令”，缉拿冯玉祥。冯玉祥勉强挣扎，率军自卫，然而终因四面受敌，加之军心涣散，无法继续抵抗，只好通电“下野”。

    冯玉祥兵败，去投靠阎锡山。阎锡山见冯玉祥来投靠自己，以为冯军也归附于自己了，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大了，不由得洋洋自得。此时，在阎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用冯军打头阵去对付蒋介石，然后不失时机，夺取国民政府第一把交椅。于是，9月17日，阎锡山夜会冯玉祥，约定西北军先进攻蒋军，晋军随后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