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休死时，蜀汉刚亡，交趾又叛吴降魏，举国恐惧，欲立长君。左典军万彧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孙晧相善，屡向濮阳兴、张布称述“晧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兴、布请示朱太后，欲以晧为嗣。太后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于是迎晧为帝，时年二十三。改元元兴（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孙晧刚即位，还作了一些“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的事。但没有多久，他骄暴淫奢的本性就显露出来，迅速失去人心，濮阳兴、张布也暗自懊悔。佞人乘机向晧进谗，于是晧诛兴、布。晧的统治牢固后，更肆无忌惮。在他统治的十六七年中，暴虐害民之事，史不绝书，今举其主要罪状如下：

    （1）征调繁苛。《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向晧上疏言：

    陛下……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弱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

    同卷《华覈传》载覈上疏，亦言农民役税负担之重曰：

    都下诸官……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农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

    （2）穷奢极淫。《三国志》卷61《陆凯传》载凯上疏言：

    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

    《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言：

    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三国志》卷50《妃嫔·孙晧滕夫人传》注引《江表传》：

    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