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董卓，吕布“父子”而采取的“美人计”，曹操为使刘备和吕布互斗而用的“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两计，周瑜想夺荆州而使的“假途代虢”计，诸葛亮袭取荆襄而施的“调虎离山计”等等。

    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都可在《三国演义》找到它的影子。程星在仓亭使的“十面埋伏，背水列阵”战法，实是韩信破项羽和打败陈余两计的再现；关羽回军荆州途中被吕蒙策反致全军溃败，颇有点像项羽所处“四面楚歌”的困境，孔明”增灶退兵”也是套用虞翻退兵之计。

    刘备与曹操、诸葛亮与司马懿、姜维与邓艾的斗智，也源于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但将之发展了：不是写一方“知彼知己”，而是写彼此都“知彼知已”，因而显得千变万化，引人入胜。

    任何兵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要结合当时实际灵活应用，不然就要碰壁，甚至遭到惨败。《三国演义》描述的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胜败战例，都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运用兵法最佳之法，也是一条重要的兵法。

    对此，毛宗岗评点说，“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 ‘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耳。熟知坐谈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

    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第九十五回回评）毛宗岗所谓“善用兵者不在书”，并非反对继承前人的经验，而是反对泥古不化，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已。毛宗岗上述评点概括了《三国演义》关于活用兵书的思想。

    在我**事史上，三国时代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近百年战争，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兵权谋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曹操、周瑜和陆逊都是以少胜多；曹操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以退为进巧夺阳平关；郭嘉的“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破翼州定辽东；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攻其所必救”破公孙渊，等等，这些著名的战役给古代兵法添了新的篇章。

    形象化、具体化的兵书

    三国时代，虽有不少的兵谋家，但留下兵书的有如凤毛麟角，除了孔明的《将苑》外，未见有其他兵书。传说曹操著有《孟德新书》，但查无可考。

    陈寿著的《三国志》所载有关战争的则未免过于分散或零碎，幸有罗贯中将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时代的战争才完整地、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他兵书因其理论化，非有实战经验的一时难窥见其中奥妙，而《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它所描绘的战役，因其具体而形象，使人如亲临其役，如见其人，故摸得着看得见，易于学习、借鉴。

    与中外所有的兵书比较，《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兵书，其他兵书大多只就军事论军事，《三国演义》却不然，它不孤立地写军事斗争，而是将之置于社会的总体中，跟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尤其是描述人们如何在其中活动，如决策、用人、斗争，等等，这就能更好地反映战争的全貌，以及更深入、明晰地揭开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故有活的兵书之誉。从这方面说，它优于任何兵书。

    因此，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等都效之以指导战争。清统治者就是靠这都活的兵书打天下的，并定为将领必读的书。现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为阐明其军事思想，在其著作中多次引之为例子。

    **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就说《三国演义》等书对年青时的他“影响大概很大”，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后，这种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如他在著名的 《论 持久战》中，就以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役的以少胜多为例子，说明弱小之军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可以打败强大之敌，用以论证中国抗日必胜。不少外国也用为军事教材，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