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统、姜维、蒋琬、费祎，吴的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他们虽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长，这使彼此斗智比才各有输赢，才能引人入胜，使人每谈到其精绝处，不禁为之拍案赞叹。“攻心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能说只是诸葛亮能用这绝妙战法，他的“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能称为攻心绝唱的倒是吕蒙袭荆州擒关羽。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为上”，虽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复反，但是在双方反复的、激烈的较量和争战之后，死人不少，如火烧藤甲兵，这不能称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吕蒙袭荆州，先是用种种计谋使关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围樊城而无后顾之忧，他不费一兵一卒用白衣袭荆州，入荆州时严军纪以及安抚和保护随关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属，以瓦解其军心，当曾以善待士卒著称的关羽回军途中，因军心已散，不战而溃，关羽这个具有“万人敌”本领的猛将终于被擒，这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刘备、孙权，过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实刘备是个攻心大师，他的掷阿斗、要投江、辞徐州、遣众将、托孤话，尽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对其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孙权明于知人，善于选将用将，不穷自己出征而捷报频传，非明智的统帅不能如此。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曹操，张绣曾几乎置之于死地，杀其长子、侄儿和爱将，而他从全局利益出发，忘却“淯水之难”的深仇大恨，“矫情任算”收降张绣，并结为儿女亲家，非大智者不能为之。

    《三国演义》的用人艺术，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阐述三国兴亡的原因，无不归结于能否用得其人，这说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国用人都各有所长，如刘备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备”，曹操的”唯才是举”，孙权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他们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点，也有其共同之点，即不论资排辈，破格用人；不论亲疏，赏罚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御人术，等等。

    《三国演义》的智慧还体现在艺术的开拓和创造上，如用美的辩证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从发展、对比、矛盾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结构上，将故事情节如此头绪纷坛、纵横交错，组成一个完整的美妙的整体。在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类的中外文学作品是不能与之媲美的。还有它的造形、行情、写景的诗情画意，对以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有较大启迪和影响。《三国演义》的上述的继往开来的艺术成果，显然是作者集众人的智慧所创造的。

    具有多种借鉴作用

    智慧与才智，智谋是同义词，是指对事物具有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前，人类长期是大自然的奴隶，有了这种能力，才逐渐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换地。我国古代人早就认识到智慧的重大作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刘邦在广武相持不下，项羽要求与刘邦斗力，一决雌雄，刘邦笑着说：”吾能斗智，不能斗力”。结果善于斗智的刘邦终于打败能“力拔山”、勇冠三军的项羽。西汉时出版的《淮南子·主术训》也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可见，智慧是胜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客观的规律，所做的事会取得成功，相反，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不能称为智慧。智慧有种种，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总的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类事物的共同规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规律。因此，能相应地、实事求是地运用古代智慧，对我们的事业是会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虽然是应用于战争，但都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或斗争，即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出于《孙子兵法》，但《三国演义》运用于描绘三国之间的争战是有所发展的。毛宗岗对于邓艾与姜维（一百一十回）斗争的胜败评点说：“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谓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这段评点说明，《三国演义》不只是照搬孙子兵法，而是有所创建的。孙子的“知彼知己”仅是从一方面说，只有你“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已不知彼，当然你是“百战不殆”的，如果对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战不殆”了。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这样才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始能“百战不殆”。《三国演义》还将“固本始能战”、“攻心为上”“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先发制人”、“随机应变”等智谋运用于三国争战，加以生动的描述，使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体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鉴。如果不懂得吸取这些智谋，是不可以言竞争或斗争的。

    有些中外学者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这是否科学预言，抑或是夸大之词，这只能到21世纪才能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国演义》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氏族的智慧将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