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人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以夏侯玄代‘帝’(被晋朝司马炎追封为景皇帝的司马师)辅政。”

    这样看来，李丰等等并非自作主张、企图“废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执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马师也确是够深沉的。他在正月间杀了李丰等人，却不立刻对少帝曹芳有所举动。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义，把少帝曹芳废了，押往山东临淄的“齐国”，再度作所谓齐王，在事实上施以软禁。这时候，曹芳的年龄是虚岁二十三岁。

    司马师心里所想的，是扶立一个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里所说的，却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体国”的话：必须扶立曹操的儿子，任城王曹据，使得国家有一个“长君”(年长之君)。

    同时，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长辈不可继承晚辈”为理由，说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继承侄孙曹芳。她出面主张，立魏明帝的一个侄儿、与曹芳辈分相同的高贵乡公曹髦，曹髦这时候的年龄是十四岁。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孙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