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袆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袆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袆来挑。

    费袆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袆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袆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息。

    费袆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乒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哪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