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道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搜，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台，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个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拚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面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一个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了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土，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
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搬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被烧成或熏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
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
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扛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土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徐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给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探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