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袁术、公孙瓒，倘若生在太平之世，便不会表现得那么糟。

    陶谦、刘表，倘若生在太平之世，则不仅不致失败，而且可能做出很好的政绩，留名于青史之中。

    陶谦是丹阳郡丹阳县人，读过书，被举为孝廉，留在中央政府为“郎”，由郎而外放为舒县（安徽舒城）的县令，在当时算是“正途”出身，他官运不错，“四转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跟随张温在凉州对造反的边章、韩遂作战，立了相当军功，于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

    他到任以后，很快就战胜了黄巾，把黄巾赶出了徐州各郡各国，使得“境内晏然”。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长的人才。《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把他形容得一文不值，说他亲信小人，疏远知名之士，司法与行政均被荒废。传中所指出的小人，仅有曹宏一名，关于这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并未说明。传中所指的知名之士，是徐州州政府的“别驾从事”赵昱。赵昱被陶谦保荐，任为广陵郡的太守。这怎么可说是疏远了赵昱呢？事实上，别驾从事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其地位远不及官阶“二千石”的太守地位高。这是陶谦重用赵昱，不是疏远赵昱。

    当时，陶谦已经由徐州刺史，升任为徐州牧。升他的，是李傕、郭氾所主持的长安朝廷（州牧的俸禄是“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太守高，更比六百石的刺史高。中二千石的“中”字，在汉朝政界人物的字汇之中，指“宫中”，引申为中央的与“高于普通的”。所以，“中二千石”高于“二千石”。所谓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原义都是指的年俸，相当于若干石的谷子，其后打折扣发放，而且以一大部分折合为布帛、铜钱等等，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谷子）。

    陶谦于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之时，不曾参加袁绍、王匡等人的同盟，却也于朱儁驻节中牟之时，送去三千兵士与足够的军粮，并且推举朱儁“行车骑将军事”，这便是公然与董卓为敌了。

    不久，董卓派遣李傕、郭氾打朱儁，击败朱儁的军队，劫掠了颖川等郡，陶谦继续支持朱儁，直至董卓被杀以后。他联合了当时的扬州刺史周乾，与五个国的国相，两个郡的太守，一个郡的前任太守，一个博士（大学教授），共同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许诺以足够的兵员与半年的军粮支援他，请他去长安打李傕、郭氾，主持国政。

    在陶谦所号召的五个国相当中，最有名的是北海相孔融；两个现任太守之中，也有一位是后世的学人所知道姓名的：太山太守应劭。参加签名的“前九江太守服虔”，是我们已经领教了不少的一位“说经家”。那位博士，不是别人，是经学泰斗郑玄。

    朱儁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朱儁以为董卓既死，不妨对李傕、郭氾不咎既往，“与人为善”。李、郭二人采纳太尉周忠与尚书贾诩的建议，以献帝的名义，征召朱儁入朝，朱儁就辞谢了陶谦等人的好意，而只身前往长安，以个人生命作扭转乾坤的孤注。到了长安，先后担任了太仆、太尉、行骠骑将军事等等官职，终于为了调解李、郭二人之间的争斗，被郭氾扣留，气死。

    陶谦呢，自从朱儁去了长安以后，便不再与李傕、郭氾对立，而恢复与朝廷书表往来，接受了朝廷升他为徐州牧的诏旨。

    《陶谦传》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