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埃文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地铁系列》时说：“地铁肖像是由一台隐蔽的照相机所摄，而这台相机是在一个忏悔的间谍、一个深怀歉意的观淫者手中。”他在此对自己用词如此之重、之严可见其自责之深。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精神侵犯”就手段与效果而言是最佳的，但在道德上则是最坏的。他只能以自己的行为“不具伤害目的”来安慰自己，并通过长时期不予公开这一“有计划的时间拖延”来“钝化与部分减轻”这一“粗暴、无礼的侵犯”所造成的伤害。经过他的自我约束，这一伤害已经被有所减轻也是事实。但在经过长期的内心冲突之后，他还是将此作品公开了。这说明了他同时又认识到一个摄影家的责任，记录所见与艺术创新的责任。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作为摄影家的道德立场与良心挣扎。在经过艺术与道德这两极之间的激烈摇摆之后他的选择更为意味深长，他的痛苦或许更值得深思。也许，是他所特有的这一份道德敏感才使他得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摄影家。

    当然，埃文斯对《地铁系列》的慎重态度并非偶然。他的历程足以显示他此举的必然性。

    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一个富裕家庭的埃文斯所受的教育尽管不够完整，但他的写作才能与艺术天分很早就已显露。将来是做一个画家还是做一个作家一直是令埃文斯犹豫不决的事。1926年到1927年，他在巴黎大学注册成为一名旁听生。爱好文学的埃文斯在那段时间里大量涉猎了文学作品，作家福楼拜与诗人、文学评论家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作品尤为他所倾心。同时，风行于1920年代欧洲艺术界的德国包豪斯学派与构成主义艺术的观念也对他的艺术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拉丁区的书店，他还偶遇过《尤利西斯》的作者、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当然，一介穷学生的埃文斯只是远远看上一眼罢了，不敢造次趋前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