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经 第九章（5）

    ● 解读

    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先察举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贴切的意义。又讲遵行大道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就是小人。

    对清王朝的**衰落，曾国藩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要用人，知人是前提。古人说得好：“事之至难，莫如知人。”每一个用人者都要精于识别人才所长。

    曾国藩所推荐过者，无论官位大小，这些人的表现，都没有辜负过曾国藩的荐举。比如他在保举左宗棠时对他的评价是“才华可以独挡一面”，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对沈葆桢的评价是“可以大用”。这些评价后来无不正确应验。

    薛福成曾评价曾国藩说：“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屑不遗余力。”

    郭嵩焘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云：“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