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因此，他一生以实践先王之礼为己任。他以礼为国家大政，礼俗教化之大本，实施礼治，推行礼教，事功建树乃他人所莫及。

    曾国藩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他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千年礼仪人伦；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

    曾国藩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

    在曾国藩的言谈、日记、家书中，处处可见“慈”、“友”、“恭”、“敬”、“恕”、“信”、“庄”、“谦”等用词，分别表示慈爱、友善、恭顺、尊敬、宽谅、信实、庄重、谦虚等体现平等心、尊重他人人格的意义，这些都融入了“礼义”的底蕴和内涵。采用谦恭、卑下、自贱屈尊等变通身份的办法，称年纪比自己小的人为兄，称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为师为友，贬损自己而抬高别人，于是创造了“无大小、无尊卑”的平等融洽气氛。这不仅没有辱没自己，反以人格之庄重而使人生敬生畏，体现了曾国藩用礼之深厚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