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韬光养晦减锋芒（9）

    为了让曾国藩强大的势力不至于威胁到清廷统治，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约束措施。在争饷之时偏袒沈葆桢只不过是这些措施的表现之一，通过这一做法，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也出现了嫌隙，原本坚固的情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立。清政府扶持沈葆桢以及那些和曾国藩职务地位相近的湘军将领，通过感情上的疏远，利益上的分化，让他们逐渐和曾国藩之间拉开距离，原本的从属关系也逐渐破裂。曾国藩曾经的部下和幕僚，如罗泽南、江忠源以及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人，都受到清廷的拉拢和扶持，清廷使这些人开始和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彼此不和，通过争斗来实现其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在分化曾国藩湘军内部人员的同时，清廷对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荃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1863年5月，升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已经有了直接递交奏折的权力，为了便于抢先报功，曾国藩也授意曾国荃自己来递交奏折。但当曾国荃递交奏折报功后，却遭到清廷的严词拒绝，理由则是身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一直留在南京，没有去浙江赴任，因此不准他单折奏事，并申明如果有军务要事，曾国荃依旧要先呈报给曾国藩，让曾国藩来奏报。此举让曾国荃非常郁闷，难免会言辞不逊，为了避免他惹来祸端，曾国藩只好派自己的心腹赵烈文跟随曾国荃，替他草拟各类奏章。

    在这些措施之后，清政府并没有因此对曾国藩放松警惕，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的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