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