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