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