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问我：是什么支持着你这样为国企卖命？我常无言以对，或常戏言：死要面子活受罪，因为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可问的人多了，我也就不由的去想，想来想去，我想：大概、也许、可能是一种英雄情结在支持着我吧。为什么如此废话？因为这样解释，我又很不自信。　　我自小崇拜英雄，常幻想着自己就是一位英雄，常幻想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如何挺身而出，如何大义凛然，如何历尽磨难，如何凯旋而归……　　这些“白日做梦”的幻想，使我陶醉，使我兴奋。　　直到今天，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幻想着，只不过今天的幻想可能更接近现实些。如此年龄了，还喜欢这样幻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幼稚，我的不成熟。　　书和电影是唤起我英雄情结的启蒙。　　我的少年时期正是“文革”时期，当时我能读到的书也就那么几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红旗谱》、《大刀记》、《水浒》，还有一部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是偷偷摸摸读着手抄本。读的过程中像是一不小心收听到了敌台，有一种犯罪感。　　其中那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算是我对英雄崇拜的开始，至今，书中的许多章节我仍能背诵下来。　　那时能看的电影也很少，但看过的几部恐怕今生难忘。我常对人讲，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些人物：《金光大道》里的高大全、《艳阳天》里的肖长春、《火红的年代》里的赵四海、《难忘的战斗》里的田文中、《创业》里的周挺杉……当时，这些电影中的人物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常自己对着镜子模仿这些英雄人物的某一个表情、某一句话。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创业》里钻井队长周挺杉的这句名言，至今想起，仍豪情万丈、热血沸腾。　　“文革”以后，电影多了起来，可以说，电影把我对英雄的崇拜带到了一种痴迷的境地。有时为了细细品味一部电影中的某个片断，或某个细节，我可谓百看不厌。　　像８０年代的《吉鸿昌》，我看了五遍，最难忘的就是吉鸿昌就义前与部下告别时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景，以及吉鸿昌临刑前要坐在一把椅子上、要面对刽子手枪口，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每看一遍，我都觉得自己的灵魂震颤一次。　　随着年龄的增长，英雄的范围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