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