弈论的观点来看，在不完备信息的对策中，尽管局中人有明确的目标，仍有行为的不确定性。

    遵循诺斯关于“人和人”和“人和自然”的两分法，可以这么重新理解为以下两部分，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制度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变迁。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技术可能值，而制度的创新变迁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减少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正是一个博奕论视角下可比较的交易成本。很有趣的是，经由科斯-张五常-汪丁丁的阐述之后，对于企业的理解又回到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去了。

    奈特从固定工资的角度考察问题，隐含着熊比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于一个博奕环境不确定而博奕因素同样不确定的真实世界环境，我们实在很难说，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能真正通过利润被估价。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来。

    在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包括契约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不确定性。因而与其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不如直接回归哈耶克和奈特的理解。与其说企业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如说，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由其利润所得来衡量这种博奕结果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

    人类社会为了对付此种不确定性，按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其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并经由长时间的博奕演变，最终出现于秩序之中。也即是说，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地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就是在原子状的无意识海洋之中，重新集结出一个个孤岛。从而，群体表现为诸种制度和组织面貌，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博奕”的某种中间状态。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作为孤岛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孤岛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契约状态（文化意识、制度结构、管理水平等等），或者是来源于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无论如何，结成企业这种孤岛之后，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得以量化并获得报酬，从而，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得以淘汰掉低能力的组织，使扩展秩序之中的不确定性得到衡量并形成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如果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那么，与汪丁丁的理解不同，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市场被哈耶克阐发为扩展秩序，而企业则基于市场而诞生，企业、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

    一旦遵循博奕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组织，那么，将博奕状态形式化为企业，比不形式化为企业更有利于测度。组织比合作博奕的默契更明确，默契的合作博奕又比非合作更明确。这就是说，企业比之市场，是一种更稳定的组织状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的好处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看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简便地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等，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

    张五常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边界的无法确定而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它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过渡状态，比如说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GDP或汇率，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比之企业这种测度形式，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成本要远远高得多。不同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常需要长时间的兴衰成败的考察才能显示出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使我们想起了黄仁宇对国家“数字化管理”的考察。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更好地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

    本文的整个推论就是：为什么有企业？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个词语来源于北望论坛颤抖手兄对这文章的批评，被认为最符合我所想表达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