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时，才在襄阳城西的隆中置了一片田产，建了几间房子，和姐弟三人一起定居下来，自此过着“躬耕垄亩”的生活。但是，他身居隆中，却胸怀治理国家的雄心壮志。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说他是人中之龙，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相见后就在诸葛亮茅屋请教起天下大计来。刘备说：“汉室倾危，奸臣专权，皇帝蒙尘，我自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却因智术短浅，狼狈至今，虽然如此，我大志尚存。请问有何大计能使我完成宿愿呢？”于是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理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我之得孔明，犹鱼得水。”诸葛亮也依靠刘备施展了自己抱负，成为辅佐蜀国的千古名相。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道思想影响极深。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积极入世，实现理想抱负；一方面恬淡出世，品味林泉真趣。

    凡夫俗子如果没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济世救民的宏大抱负，那就既谈不上入世也谈不上隐退，不过随波逐流，随生随灭。如诸葛亮没有帮助刘备建立蜀汉以前，别人称他是隐居的卧龙，这时他自称为隐士、山人。当时一个襄阳隆中的普通农民能称为隐士吗？他们没有任何志向抱负，自然就无所谓仕和隐了。因而，隐是以仕为前提的，退是以进为前提的，没有积累进取的志向就谈不上退隐林泉的超脱。救世济民的胸怀是退隐的前提条件。东汉初年的严子陵，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都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隐士。前者在富春江潇洒地垂钓，后者在南山默默地躬耕，他们都不挤在冠盖云集的京华，而独处在僻远的山水田园，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敬仰。在富春江钓鱼的不只严子陵，在庐山脚下耕田的也不只陶渊明，人们为什么单赞美他们两人呢？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两人只是普普通通的渔翁和农夫，就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了。要是他们像农夫渔父那样平庸草草过一生，与草木一同烂掉，怎么可能美名流传千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