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租住的房屋的客厅外，向西是一面窗子。窗外，近来时常有一对麻雀儿在那里嘁嘁喳喳，用它们的鸟语说个不停。但鸟语与人语不同。人语可以使寂静的环境受伤，从而成为令人生厌的噪音；鸟语却可以和寂静融为一体，不但不破坏人的心境，反而能给人心安抚。　　 有时，我就专门坐在临窗的旧沙发上，去倾听这一对小生灵的交谈。渐渐地，时间一久，我竟能听懂一些它们语言的意义来。原来，鸟类和人类一样，也有自己的欢快、惊惧和忧伤。一般地说，在每个晴朗天气的清晨，它们的情绪特别好，各自拍着翅膀，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你一句他一句地歌唱着，轻松而快乐。而在暮色降临的黄昏，它们的声调就明显地迟滞起来，零乱而忧伤，因为，它们也许感知到，美好的一天又过去了。而在天气阴沉，或者大风大雨来临的前夕，它们的声音就变得凄厉而惶恐，急促地互相询问着，仿佛对将要面对的命运感到不安。　　 这对麻雀当然是一对情侣。它们的新家就建在窗边的一道缝隙处。它们飞进飞出，按照造物主的旨意自然而简单地生活着，从来不会因为住房、工作或别的什么事情而烦心动气。　　 在窗的另一边，又有一个漂亮的小巢儿，那是一对看天时从南方“移民”过来的燕子的居所。它们天生就有着建筑师的本领，可以在自以为合适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家园，而不必如高级而文明的人类那样，建一间房要经过种种的审批手续。燕子是候鸟，秋去春来，南北两个地方就都有一个家。因此，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我们有些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地方的人类还要见多识广的。　　 不但是麻雀、燕子们，大自然中的所有鸟虫鱼兽，都有着为自己建造“家园”的本领。人类当然也不例外。作为最高生灵的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栖息的形式所发生的变化，是地球上其他任何生物都不能比拟的。从树居到洞穴；又从洞穴中走出来建造房屋，并且千姿百态，高可入云，深则入地。并逐渐就有了殿堂与茅舍，别墅与棚户的不同分别，将从动物中分类出来的人类，又再次分类。而为了打破这种分类，人世间就刀兵四起，血流成河。人类进步若此，愚妄也若此。　　   现代人类在获得了许多文明赠与的同时，也被剥夺去了许多与生俱有的权利和本领。许多人的一生中，都在为了一个存身的栖息所在而忙碌奔命。　　 看来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被人类自己弄得万分复杂艰难起来。　　 最近读了本外国人在很久以前写的书，叫《瓦尔登湖》。是19世纪时的美国人亨利·梭罗所著。他在一个叫瓦尔登湖的地方，自己动手伐木，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前些年诗人顾城自杀身亡，国内出了本他与妻子雷米合写的《英儿》，谈到他在新西兰一个叫激流岛的地方，自己砍树垒石，山上山下的也建了一座房子。不同的是，梭罗建的木屋是一个人的独居，自力更生，种粮种菜，读书写作，十分自在；而顾城不同，有妻儿相随，又有情人相伴，所以，他的创造最终造成了他的坟墓。那是他的欲念太重太多啊。　　 但无论如何，对梭罗或顾城这种试图恢复人类固有自由和技能的尝试，还是令人佩服并神往的。这不但是诗人可以办到，一般人都能办到的。只是人类既然进化得有了“社会”这个东西，就由不得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梭罗和顾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例：他们不想在“社会”中栖息，于是就叛逆出去，或是被毁灭，或是被追回。　　 这是一个货币化了的时代。一切都货币化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我们的行动到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最不想交易的感情和良心。　　 在今天的人海中，似乎所有的努力都只为一个目标：尽量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