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