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第17节 认同危机(2)(2/2)

来的母国,或者像许多成员国现在的做法一样,转向西方,尽可能谋求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将该行为描述为像“俄罗斯轮盘赌”那样危险。俄式轮盘赌是指只在左轮手枪中装一发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并扳动扳机,是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赌博。——译者注

    原苏联的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大多数苏联国家都采取了更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从食品上就可见一斑。1990年,你要买块面包都不得不排很长的队。而现在,人民可以用手机订购商品。在政治上,大多数苏联国家目前都采用开放、民主的政府体制。大多数原国有企业都被卖出或清算破产。私营企业产值现在占苏联地区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商品价格不再实行计划管制,而是放开由市场决定;通货限制和贸易壁垒也被取消了。

    涌入的外来投资越来越多,尤其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自1991年以来,欧洲重建发展银行已经对这些国家投入了约450亿美元,该地区股票市场也越来越受到青睐。可以想像,东欧和中欧国家的西方化进程将会加速,越来越多的富有中产阶级将会时常畅游欧洲各地。

    前东欧地区的未来

    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仍然会经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自1990年以来,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经济产出下降了一半——这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原产值就大大低于欧洲其他国家。

    至少需要十年,这些东欧国家经济才能稳定下来,但到那时,其经济仍然会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距。在许多东欧国家里,政治不成熟将会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非常肤浅、脆弱、不堪一击。除非国家能一跃达到经济成熟,否则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将会导致抗议、暴动、军事政变甚至更糟的结果。相对富有的东欧国家将采取积极措施以降低国内动荡的风险,包括尽早加入更包容、更好的欧洲共同体。东欧国家需要也将会引入或重新调整税收政策、立法权威、司法和其他民众生活元素,从而会逐步步入正轨。

    大多数东欧和中欧国家都谋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无疑会加大原来西欧发达国家组建简单共同体的难度。欧盟从15个成员国扩张到25个成员国这一举措将会永远改变欧洲。举例来说,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将不可能再出现。现在11个新申请加入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总数只占目前欧盟总产值的4%,然而它们却是11个不可忽视的投票国。

    7500万新欧盟公民将使欧盟成为拥有约5亿人口、9.5万亿美元经济总产值的社区。但是45%的欧盟预算都要拨给这些新加入者以帮助发展他们的经济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如,波兰就要用4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10个新成员国中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都低于每月450美元。欧盟无疑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帮助新成员。

    欧盟——各个国家标准的集合

    组建一个联合欧洲的想法由来已久了。从公元800年到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包括了大部分欧洲,囊括今天的整个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部分地区。今天组建联合欧洲的一个麻烦就是,当制定一些统一标准如健康、安全标准时,它势必要向成员国中最高标准看齐,而非降至最低标准。

    于是,欧盟标准成为每个国家标准的总和——如何宰杀牲畜、饮用水的清洁程度,以及双层巴士是否安全,等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各种标准,包括最细微的细节。这些构成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是小到平时聊天、大到议会辩论的内容。比如,英国人对一些国家对待动物的残忍行为惊恐不已,因而他们竭力要禁止运输活动物和猎狐——说不定他们还要禁止西班牙斗牛。而西班牙人则对英国的牛肉、羊肉一直心有余悸;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也视英国的糟糕食物如洪水猛兽。将这些矛盾加起来,欧盟就成了一个充斥各国细微标准的多标准集合。

    各种规定标准细致入微,有对杀虫剂残余物的规定,甚至还有对黄瓜形状的规定;有对饭店里食物烹制的规定,还有对屠宰场屠宰牲畜的规定,甚至销售国内奶酪都有规定;有对汽车缓冲器的规定,还有对销售啤酒的规定。但所有这些规定通常都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将十万条大大小小的各种规定统一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统一民族文化——或摧毁民族文化。

    美国的汉堡包现在就受到多达41 000条规则和200条法律的限制,曾涉入110 000件法庭案件中。这些规定包括从硫胺含量到番茄酱浓度以及肉中的杀虫剂含量,等等。欧洲正和美国走同一条道路。

    以希腊和德国之间的文化冲突为例。到科孚特岛的度假者知道希腊人不拘小节的轻松生活态度,比如尽管法律说摩托车手必须要戴头盔,可科孚特岛的公路上仍然充斥着身着泳装、头发飞扬的车手。而德国文化则以严谨认真著称,它们的公路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景。欧盟的规定显然约束了希腊人的生活。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为什么不能呢?我们之前不是经常这样做吗?原因就是欧盟的规定说我们再不能这样做了。法律让生活更复杂,让生产者、经销商和零售者成本更高。人们生活的成本提高了,工资上涨了,产品成本提高了,职位却减少了——它们被转移到那些法律规定不甚严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