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能说那些都是无用和没有意义的呢？”

    格拉兹科夫也站在丘拜斯的对立面。但是他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理论上说服丘拜斯，因为他的理论水平有限。“我只是直觉地感到，行政令里描述的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回忆道。他告诉丘拜斯，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台复杂的永动机。他们可以整夜探讨它的各种细节，关于那些飞轮、齿轮和滑轮。但是，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徒劳的探索！是没有结果的！

    格拉兹科夫忽然想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类似推理。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个巨大、复杂的飞船，他说，想像一下它机翼的复杂结构、飞船驾驶舱、连接整个飞船的硬件，都在第695号行政令的蓝图中描绘出来。这个精美绝伦的设计只有一个问题，雅尔马加耶夫说，那就是，它没有发动机。

    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三个朋友每晚都继续他们的争论，他们一回到列宁格勒，就决定为它做些具体工作。高声辩论是危险的，也是没用的。他们决定一起写一篇文章，试图揭示为什么寻找“指导方针”是徒劳的——为什么永动机不能运转。丘拜斯安排将这篇文章在一份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

    他们相约在谁家的厨房见面，或是在丘拜斯居住的集体公寓的一间黑暗宿舍里碰头。就在截稿日期前的最后一晚，格拉兹科夫还无法将他们的想法落在纸上。“我们一直坐到天亮，早上，格拉兹科夫才赶写了一篇论文。”丘拜斯回忆。论文中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声称寻找可以使社会主义工业进步的神奇的“指导方针”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所有为工业产量、劳动力、产品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数以百计的人为的“指导方针”，怎么能指导数以百万的各级领导指挥下的庞大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呢？只有唯一强大的经济杠杆可以考虑所有那些复杂的决定，即：价格由自由市场决定。但在1980年，谈论自由价格会带来麻烦。丘拜斯和他的朋友偶然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重要的认识，至少对他们来讲是非同寻常的，这三个人将如何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