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中指出，极富才智的人向圣贤的君王进言，也未必立刻就能明白接受，何况智慧的人向愚蠢的君王进言呢？由于双方认知的能力和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受言者自然不会接受。

    无庸讳言，在中国古代，臣子的话只要君王不愿意听，轻则可被认为是诽谤、诋毁，重则要面临死刑之灾。因此，韩非认为，说话之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能否使我有想法向君王进言；也不在于我的辩说能否申明我的想法；更不在于我能否敢于竹筒倒豆子似地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

    “如果对方重视名节，我却用利益来进言，必然遭到对方卑贱的待遇而疏远之；反之，对方重视利益，我却用名节来进言，对方肯定认为我不务实际而疏远之；一个表面上看重名誉，心里却恋着利益的人，我用名誉进言，他必表面接近我而暗里疏远我；我用利益进言，他必表面疏远我而暗里亲近我。这真是进言者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啊！”

    鉴于如上的论点，看人说话便自然地成为了古往今来众所赞同的说话准则。在这种准则下，同样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掐头去尾添油加醋；一是变换着词儿说。第一种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改变说话的目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失之分寸的；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需依据具体的语言具体定性。汉语言文化丰富至极，什么话都可以有两说。比如同样是表述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件事情，亲者说他“独立性很强”，仇者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同样一个人做出某项决断，拥护者说是“力排众议”，反对者说是“独断专行”。更有趣的是，有的以批评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轻而易举地变成歌功颂德；有的以表扬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被视为恶意的奉承。看来，说话之难，难就难在对象可以犹如变色龙般揣摩说话者，你若一言面对所有人，那就算你“不会说话”了。真正的“会说话”者依照人物对象的不同，同样的事在他嘴里通过语言的稍稍一把玩，在机巧的偷梁换柱间，语言这东西真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色龙了。而且你还真难从这种“变色”中找到什么分寸的失度之处！

    果真如此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只能从说话者在关键的搭用词使用方面所能反映的褒义或贬义中去探究。比如某领导请惯于阿谀奉承者提意见，大抵会得到“您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每天早到晚回”之类，这叫什么批评？又比如有媒体来单位搜集某模范领导的典型材料，逢得不满者，其颂扬词大抵会得到“他有很多事总是抢着自己干，当他在医院疗养期间，还亲自到单位来领工资”之类，这叫什么表扬？

    可以这么认为，带着褒义的批评和带着贬义的表扬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你不想实事求是或不敢实事求是，只想看人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