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前，我的一个同行在和我谈起出版业的社科选题面临的困境时，问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几个月的话。

    他的问话是：“你何不再写一些有关口才的书？”

    我的思考结果是：一部《管好你的嘴》脱稿。

    “口才”？“管嘴”？岂不是悖论？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悖论，坦白地说，是我对“口才”的一种逃避。

    5年前，当我发现自己倾尽全力完成的《雄辩韬略》和《智辩空口道》（署名林蔚人）出版没几个月，内容就被“碎尸万断”后“移尸”在多本同类书里的时候，我的心碎了。自此，再接触“口才”二字，我就有一种被强暴后的欲哭无泪感。

    我对写口才书再不热衷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类选题经过多年的市场喧嚣，仍没有给人们健康的语言交往注入多少理性的情愫，倒见得越来越多非理性的“嘴皮子”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著书的目的是为了育人，如果育人不成反倒成了助长某种不良风气的帮凶，我看这种书少出点儿也罢。

    其实，中国人向来就不乏说话能力；要说缺乏的，倒是对说话分寸与后果的考虑。韩非的《说难》与《难言》想要留给后人的，恐怕也不是如何耍嘴皮子的技巧，而是教人说话时应该怎样把握分寸。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恰恰不看重分寸与后果，往往为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输掉了一生。

    多说一百句话比多做一件实事容易一百倍。既然如此，为何不多说话少做事甚至不做事？国人的心态大致如此。因此世界上最难管的“祸嘴”在中国比比皆是。诸如三姑六婆、指点江山的谈资嘴；藏污纳垢、荣当国粹的垃圾嘴；光说不练、以讹传讹的寡头嘴；屡测屡误、屡误屡测的乌鸦嘴……嘴之难管，始于嘴痒。何以嘴痒？——“精神焕发”。

    精神和意志品质远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人很看重精神的弘扬，因此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话说得比谁都多，但欠缺的正是意志品质，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实干家”在中国反成“叹之为啧”或“啧之为叹”的“稀物”。而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唱了不偏不倚的“反调”。我个人认为，若要解读日本在“战后”经济飞速复苏的主因，只要从日本人身上找找务实的意志品质就够了。有人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做了比较，说是中国人为一件事应该怎么做还在呼口号、斗嘴皮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把同样的事做完而且去领工钱了。这种比较虽不免失之极端，但毕竟把“嘴皮子”与“实干家”的实际差距彰显得很淋漓。奇怪的是，我们天天也在批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人”，怎么这种人会越批评越多呢？一言以蔽之——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