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噪一时的爱多有三个股东，除了胡志标外，还有中山益隆村和胡的旧时好友陈天南，三者的股份比例是胡、陈各占45%，益隆村占10%。但到了后来，陈天南完全被摒弃出局，爱多成为与他不相干的企业，他甚至对自己投资的企业的财务状况一无所知。这种状况类似国有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也就是说，胡志标作为股东之一，在经营爱多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取得了控制企业的绝对权力。由于部分所有者的缺位，胡志标的权力缺乏制约，由此极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决策失误；二是主导企业利益的分配。爱多危机之所以公开化，正是由于陈天南不满胡志标擅自成立两家与己无关的子公司而引起的。我相信，如果爱多不是这样一种股本结构，如果陈天南不是对企业完全没有发言权，爱多奇迹一定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在高度集权式的企业，这些企业中充满人治的色彩——这里的制度就是老板的制度，下属的制度就是上级的制度，而不是公司的制度。如果老总们自知刚愎作风难以更改，就不妨酌减在企业中的权力集中度，将那些可能导致与中层过多接触的权力分散给副手，以弱化自己与中层们的频繁接触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即使这样做了，也收敛不住自己对中层的频繁接触，就不要吝啬对“鼓励犯错” 的多讲与高喊，就不要捂紧腰包舍不得重奖。并且去维护值得放权的中层的权威，而不是以不分场合的批评、接受越级汇报和越级管理来无谓显示你的权力。　　在授权的过程中，企业当家人对中层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很多中层看来，老板的脸面就是“龙颜”，是不可冒犯的。是，他们相信老板这么多年自己打拼的天下，是有骄傲的资本。但他对中层的意见，总是从自己的经验角度作出判断，老把中层的说法当作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如果中层说错了，再做错了，就可能成为他在大会、小会上批斗的典型。久而久之，中层意识到“多做（说）多错，少做（说）少错、不做（说）不错”，一般都会将脑中的不同想法当口水般咽回去，一面迎合着“是”，一面竖着耳朵等他发出命令。　　一些企业家认识到了放权的好处。但是，在放权之后如果不去维护中层权威，难以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威信和执行能力的管理者；或者是缺乏监管过于放任中层，使他们成为了无法按企业家设定方向和速度奔跑的脱缰野马。在许多的企业当中，最能对中层成长造成影响的往往并不是企业的当家人，而是在工作中与中层接触更密切，在生活中与中层联系更深入的直管副总。正是因为他们与中层靠得较近，故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对中层的成长产生影响。而在一些由几个亲朋组建的企业中，直管副总与企业当家人的亲情、友情关系，更在其职务身份之外，为这种影响增加了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