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地下到地上

    天津下一站：“地上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让天津人都看到希望”

    １０年前，陈质枫想不到自己能为天津作涉及１０００个亿的城建规划。陈现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他清楚记得１９９０年整个天津的城建资金只有区区７０００万，这些钱“现在还不够修厕所的”。

    在１９９３年前，还是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陈质枫曾带队用１年多的时间对天津的城建作了一个“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全市１／４以上的老百姓居住在１６４片共７６８万平方米的成片危陋平房中，“很多房子用手就能把墙推倒”。

    １９９３年７月，天津提出“力争用５～７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与很多人一样，陈质枫当时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年年底的危改动员大会上，时任市长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发了脾气：你们不同意搞危改，那我把你们的房子收回来，让你们搬到小平房里去住一个夏天，完了再写篇体会看这事到底该不该干！

    当时，这个因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放河北”而“整整落后了１６年”的城市，“老百姓普遍有点灰心”，与其他兄弟城市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情反差鲜明。“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希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回忆说。经过调研，政府将天津的“精神振奋点”选在了呼声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危陋房改造上。当时曾有人为危改算过一笔账：每年至少需投入４０亿，总投资将超过３００亿。但政府没钱，让建委“自己想办法”。

    2.“经营”危改

    从１９９３年危改工程起步到２０００年全面完成改造，“我们创造了许多开创性的措施，完全走的是经营的路子”，陈质枫说。

    起步之初，政府想开放，开发商却不愿来。原因是“总投资１５.５个亿，一算账得亏好几个亿”，河东区原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副总指挥姚长宝说。１９９５年河东区政府开始寻求“区企结合”，

    明确提出“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市区两级政府本着“能减则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