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藏富于民，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

    这轮新温州现象的讨论缘于外界对温州ＧＤＰ增速放缓的关注。可如果由此断定温州模式的消亡，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至少忽视“民富”这一内核——２００３年温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６０３５元，远高于上海、北京，其中仅消费性人均支出就达１２６１９元，比全国平均水平６５１１元高出９３．８％。

    由此，新温州现象可以提炼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说的产业温州与财富温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ＧＤＰ与ＧＮＰ的一种对峙。

    温州本土产业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际锁定，这使得温州由产业溢出的大量资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区，以维系以往的利润率。这种“资本外流”，或许短期内不利于地方ＧＤＰ，但同时却是温州人经济昌盛的根基，是民间创富的一种自发的路径选择。对此，温州应清醒认识，在一个人均只拥有０．３亩土地的山区，其经济在一定阶段陷入瓶颈几乎是必然的。温州本处于中国的“盲肠地带”，其常态应该是不活跃的，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中央管制，才非常态地活跃起来。当然，温州还应该看到，本地的资本外流既是自发的，也是无奈的。比如，目前在温州急待加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民营资本的进入比例还只有１６％。如何推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资空间……这些问题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也就牵涉到温州模式的第三点“无为政府”。

    其实，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严重的越位而言的。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简单的“无为”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来体制外的产业发展政府只需默认，而现在政府需要明确表态。”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与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在另一个侧面，可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问题既是浙江问题，也是明天的中国问题。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值得人们期待。

    （记者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