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们对待环境和工人安全问题的态度，与我们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一样，即制定高标准，按标准进行检查，要求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并不完美，谁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总是在努力做到最好。

    资金从来就不是问题。GE有实力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做正确的

    事情总能提高我们的利润。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你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对PCB问题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我来说，PCB事件是在1975年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偶然发生的，当时我是匹兹菲尔德的公司执行官。有一天，我在锡拉丘兹访问一家半导体工厂，一位部门经理不经意间说起纽约环境保护部（DEC）不久将举行一次听证会。他说该听证会的重点是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两家电容器厂因向哈得孙河排放PCB而可能违反了规定。

    我过去从来没有跟PCB打过什么交道，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工程师，我对工厂排放问题是熟悉的，因此我对该听证会感到很好奇。

    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匹兹菲尔德办公室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决定驱车翻过山去奥尔巴尼，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坐在听证会房间的后面，因此谁也不知道我在场。

    那天，GE的专家证人正在作证词。那是我们聘用的一位生物学家、一个实验室的副总裁。他声称他的检验结果表明，从哈得孙河打上来的鱼所含有的PCB水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的专家无论看上去或听上去都不像是个专家，他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握，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我在后面听着，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我知道，如果他不能说服我，那么他也就不能说服正在聆听的官员。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我的法律总顾问阿特·普奇尼打电话，请他从匹兹菲尔德赶过来。问题看来非常严重，我不得不在那里过夜了。我和阿特叫那位“GE专家”到我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我们让他带我们逐字逐句地看一遍他那份手写的详细的质量控制报告。我们询问他一直到了凌晨两点半，确信他的工作做得很不彻底。我们感觉无法使用他的数据，也不能让听证会官员使用该数据。

    我真想掐死他。

    第二天，我告诉我们的外聘辩护律师不要依赖他的数据，同时也通知听证会的官员。两个月以后，那位环境保护部官员临时裁定说“PCB污染”的原因是“公司滥用权力和政府管理不当”，因为我们使用PCB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有该州的排放许可。

    现在，我卷进去了。我和阿特与环境保护部司法行政长官彼得·伯利（Peter Berle）—后来伯利当上了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