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行为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都相距甚远，利益配置也完全不同，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企业会有不同的行为。

    在华人管理研究或本土化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角度是文化对本土化行为的影响，如研究儒家文化对管理和行为的影响。尽管以“文化”作为主变量是一个长期的研究方向，但存在某些不足：

    (1)“文化”是一个慢变量，对中国这种快速变化的市场，其作用距离相对长、解释力显得力度不够。如台湾省、香港特区和内地同属中华文化，但企业市场行为却有明显差别，光从一般的文化角度不足以解释。

    (2)“文化”的范畴太广太大，容易迷失，一些研究者过分沉浸在中国古文化的“淘金”过程中，偏向学术“考古挖掘”或过分的文史哲思辩，如大量重复的“孙子兵法与管理”、“儒商研究”等，失去了管理方法的特色和实战性。

    针对上述中国转型市场，本文采取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即以“制度环境”为变量，研究“制度-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有别于泛文化的角度和观点，而抓住最直接的作用因子，其优点是解释力强、更富实战性。

    (二)行为三角形：政府行为——企业(家)行为——消费者行为

    中国转型市场有3种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即政府行为、企业家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形成关联三角形。其中，政府行为占支配性的主宰地位，原因是：

    (1)政府主导市场，控制资源；

    (2)政府控制市场准入（政府审批制审批权过泛）,企业活动的过分受制于审批,如2%广告费的规定(2000),驰名商标由地方政府认定,公司上市限额审批(导致上市公司壳的高价)；

    (3)政府拥有企业产权,产权不明晰，很多企业有地方政府参股(大股东)；

    (4)政企利益相互渗透,企业经营非独立,国企不景气政府往往就“输血”；

    (5)政府决定高层任命(国企高层任命制,如长虹)；

    (6)政府是最大供货商（资金）和最大客户（包括地方保护）；

    (7)政府决定未来：市场运作游戏规则多变、法规不全不细造成执行的随意性(如广告法解释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