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那是说，为什么没有界外效应）（Economic Inquiry, Jack Hirshleifer, October 1998）。”

    我不是要由此证明科斯和张五常的观点正确。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我也不打算考证他们谁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谁来领功倒是次要的。我只是想告诉夏博士：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张五常和科斯一致认为没有界外效应，这竟然是事实。

    （3）

    以我所知，张五常的那些观点，包括对“界外效应”的批驳，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厘定，对价格管制分析框架的彻底重建，对博弈论和经济学充斥抽象数学的批评，都是他三十多年来苦心磨砺的学术心得和贡献，而绝不是在演讲和散文中的信口开河。

    思想可以比说话快很多。这一点在张五常身上格外明显。在交谈时，你一问，他就想到千言万语，结果是支支吾吾，只答你一句最要害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把他的片言只语记在心上，事后反复思量，并一再重读他的论著，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脉相承。我的经验是，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发问，他往往早就写过答案。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时，夏业良提问“为什么现在的MBA学费比几年前贵，但现在想读的人反而更多？”张只是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夏后来对记者说张五常答非所问。我认为夏业良这次也仍然是衷心直说，但这样的衷心直说，只能表明他尚未掌握需求定律（参考《需求曲线必定向下》，薛兆丰，2001年12月12日）。

    （4）

    关于“三招变两招”。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二是“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这一观点最先发表在他1998年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词（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Steven N. S. Cheung，1998）中。要说明的是，原文的核心是三点，即还有“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项。事隔两年，他进一步简化，变为两点。

    显然，这是张五常穷三十年探索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在准备这篇演词时，张五常曾把稿子寄给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替他作了修改，并评价这篇论文为“经典之作（classic）”。滑稽的是，它到了夏业良那里，便成了张五常“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的主要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