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地体会到，在挣扎谋生和满足志趣之间，总有一段距离。假如没有价格体系和竞争标准的限制，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得多。社会上就很可能有过多的红学家、经理，而总是缺乏足够的水电工和服务员。

    到底社会需要多少教授，需要多少铁匠？谁来做教授，谁来当铁匠？这些问题，是理性讨论和科学方法永远无法正确回答的。只有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通过反复的尝试和调整，将人力资源分配到社会真正需要的地方。这个分配过程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而失业就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失业并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私营企业为求生存，所淘汰的只是在竞争中“多余”或者“奢侈”的人力资源，他们并非刻意针对底层工人。最近，马莎百货公司的香港分部一口气裁减了50名中层管理人员，原因是他们比较“贵”。不少外资公司，在中国一旦站稳脚跟，就陆续将外籍高层辞退，原因也是嫌“贵”。

    可以想象，假如单靠限制劳动工时和摊派岗位的办法回避失业，社会上的“贵”人就会越积越多，而他们的整体生活素质就会每况愈下，越来越“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