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镕基打了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证监委主任的后者与周为同学。朱镕基做了批示。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整整半年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

    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向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