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

    启恒同志并转光召同志：

    在昨天的汇报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向院领导把想法谈透。由于不便也不可能再占用您们的时间了，所以只能用书面的形式继续汇报。

    在汇报中，我曾谈到一个观点：“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

    ……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作了批示：“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胡启恒也于当天给柳传志回了信，开头写道：“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

    1989年4月4日，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究乎历史的蛛丝马迹，我们隐约感觉，那是“联想局”的某个转圜之点。写给胡启恒的信中，柳传志已经提出公司与中科院的资产关系问题。这或可成为联想梳理产权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柳传志“拐大弯”的开始。出乎柳传志的意料的是，他这大弯却拐了十几年。

    从往来的两封信中，我们可窥测历史的某个侧面，隐约看到那一代人的内心。他们经历了“文革”，深感时间的紧迫和机遇的难得，因此干事业能够“拼命”，但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使得他们又存有深深的困惑：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当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之后，我们迫切地希望知道院领导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已预计到为实现我们的战略计划，前途多有艰险和坎坷，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作为动力，也必须有院领导的具体指导和支持。总之，我们在大的战斗拉开序幕以前要非常明确：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