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现实，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的代理利润要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的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与香港四维达成默契，对方倒也同意，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是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1.5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写，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追钱”的故事到此获得了一个圆满结局，但只有柳传志知道，他为此到底付出了什么。刘韧在一篇文章中说，柳传志写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说“通过此事以及以往的合作，柳传志痛感四维公司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国营公司，速度太慢’。”

    与香港思维的合作的确辛苦，更为辛苦的是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了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柳传志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 电脑，就立即找到国家体委的一位科长，由于那位科长对此事没有最终决定权，决定权在体委器材处，柳传志便又找到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