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视每一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人类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顾需要我照顾的人。

    当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他人也那么做，我只能身体力行。这种事，须发自内心才行。

    ——许哲

    在伦敦，她花费八年的时间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护理技能，并同时加入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VSP），周游欧洲帮助病人和穷人。毕业后，她就在英国一所医院工作，月薪17英磅，扣除房租和简单的生活费，每个月都会存下10英磅。这笔钱也全用来帮助穷人。

    1953年，她应一家德国犹太难民组织之邀，到南美洲的巴拉圭的一所慈善医院当义工。当时，她没有要求任何薪酬，只要他们答应她一个条件——免费为穷人看病。医院只有三位医生，许哲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护士，工作格外繁重。他们为两千多名难民服务，同时还接生过数千名巴拉圭儿童，并经常骑马访问病患。她所得到的报酬，只是食物与住宿。虽然忙和累，但她内心始终是愉快的。能将自己所学奉献在穷人身上，为他们减轻病苦，她感到很欣慰。

    1961年，已离开母亲三十多年的许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八十四岁的母亲在信中说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穷人，妈妈只有一个。我老了，你回来吧！”

    听到母亲的召唤，许哲从遥远的巴拉圭拉回到马来西亚槟城的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同时，她还出任马来西亚阿桑达（Assunta）基金会的负责人。

    1963年，许哲携母亲来到新加坡和姐姐厄素拉同住。许哲从姐姐口中得知有一个穷人医院，从1910年创办至当年，没有一个护士。当时里面三百八十个病人，因为医疗人员不足，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她便自荐到医院来照顾病人。许哲的想法是，如果一家医院有钱，可以很轻易地花钱请到护士来照顾病人，可是这家穷人医院，因为没有钱，没有人要去，所以她去。

    在医院服务了两年七个月零十九天，许哲决定自己办老人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老人们受饥饿煎熬。

    在那所医院的老人，一日只进食两餐。早晨七点一杯咖啡，十二点吃午餐，下午一点两块饼干，下午四点吃晚餐，晚上八点再给一杯咖啡。从下午四点到隔日中午十二点，整整二十个钟头，对那些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漫漫长夜里，躺在床上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着肚子饿。

    许哲看到这些，心里非常难过。她为老人们向院方争取多一餐饭，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在这里，已经比他们在自己家里好多了。”

    经过多次沟通，得不到院方的善意回应，许哲感到很失望。当时她得到姐姐财务上的支援，每天买面包给三百八十位病人吃，亲手派送，楼上楼下的跑。姐姐深受感动，决定支持许哲办老人院。

    许哲的姐姐厄素拉是新加坡一所学校的校长，有一些积蓄。厄素拉为许哲对病人与穷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所感动，于1965年以15万元在新加坡的惹兰大巴窑买下一栋占地1.5英亩的别墅。这栋别墅后来成为一个贫病老人之家。

    “我小时候在汕头的家乡，透过家里的窗户，看到外面许多的乞丐。一些人残废了不能走路，另一些人坐在街上哭喊着求助。我的心在哭泣。我说人不该这样活着，我告诉自己长大后有钱了我要给这些穷人。” 谈到创办老人院的原因时，许哲说。“我所要做的就是帮助穷苦无助的人。我们也曾无助。我说不要有人再过我们以前过的无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