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寄给仍然住在俄勒冈的朋友比利。我从没把信寄走：“亲爱的比利……圣诞快乐！这里的气温是华氏九十八度。过圣诞节大家都举行了野餐。我在海边沙滩上打开了圣诞礼物。这是不是很怪？”那以后我搬了很多次家，不断地把东西装进去，装进去，像一个长了触角的海绵生物。每次我到一个地方，每次我搬去一处，我就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崭新而陌生的空间。不确定让我筋疲力尽，也让我坚强。

    我把另一只箱子里的东西也拉了出来，堆了上去：旧袜子、一名三年级同学送的石头礼物。图书，被踩过，书页上有皱折的脚印。我把一条毛毯扔到东西堆上。那是我五年级时妈妈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前一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她感觉很糟。毯子上斑驳的纱线跟墙壁上蜡笔画似的绿油漆很相称。毛毯上有一个黑乎乎的烧焦的洞。

    我把手指伸进熔化了的纱线，洞的边沿感觉都是塑料般黏乎乎的。我回想起五年级时住在蓝岭公寓，坐在外面一块水泥板上：那是我们隔壁联式房的门廊，被火烧毁了，再也没有重建。此后那里变成了一块空地，野草在我们家四周发芽成长。那是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詹妮的爸爸放起了烟火。一团烟火掉到了我的毛毯上，这就是为什么上面会有个洞。

    我们的箱子——跟我们的生活、家和思想很相似——是用其他人的碎片做成的。它们塞满了旧东西，随意的大杂烩。即便如此，这些东西的组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安排机器制造东西的方式——街头那些报纸杂志、我们喜爱的由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我们赋予这些新奇东西的含义和意义——或者我们装饰房间和租来的公寓的方式——是我们自己的某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含义，是我们的现实。

    在波士顿T形车站的一名流浪者也有他的箱子——不过那是他脚边的一只很大的布满灰尘的绿色垃圾袋。在地铁车厢内，我坐在他旁边。他是个胖子，很脏，他的手指甲像褐色的爪子，从手指头上伸出足有一英寸。那只袋子——塞满了谁也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散发出巨大的腐臭味，令我眼里充满了难过的泪水，一种我为他那可怕的虚空和痛苦而感到的责任。

    他把手伸进那只口袋，摸索着拿出一样不知什么东西的食物塞进了嘴里。我试图不去管他，埋头看书，看那整整齐齐印在书页上的干净的文字。可是我的鼻子却无处可躲了。那弥漫的气体根本无法不理睬。突然，从他那怪物般的大嘴里吐出了最有礼貌最甜美的声音，问：“劳驾，请问这是什么站？”他的声音令我意识到，这位愁苦的男子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男孩，双颊光洁圆润。他妈妈曾经俯视着他，悄声说：“你要引起别人注意时要说‘劳驾’。”那位母亲一定曾经用同样的声音教导他要讲卫生，要洗耳朵背，要说请和谢谢。我在想他包里装着什么，是否装着关于他那时是谁的线索。

    流浪的时候，你是没有一间干净的空房间来重新摆放自己的箱子的。你会有那房间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可是它不会长久，它不会被建造，一俟你把注意力放在一扇空窗户上，你身后的门和墙壁就融化掉了。

    你扶着一堵砖墙角，背靠着墙，坐下来，让疲劳的双脚歇一歇。可你的思绪完全在天马行空，被抓到风的暗流里，形成在你上方你盯着看的云朵的形状。你的梦是液体般的，它们从你身体渗漏下去，流到地上，如湍急的溪流一样滚动着离你而去，在肮脏的砖块上积聚成污水。所有你最好的主意，还没有固定好，就漂浮而去，加入到从别人的热咖啡中形成的溪流中去了。你是谁是坚固的，你试着把它挂在空中。你可以看到自己在面前坠落下来。你无家可归。你是家，又不是。

    可是在高中时我就那样坐着，被我的财产包围着（肮脏的绿色垃圾袋，里面的东西倒空了，倒在房间中央）。如今我有了齐整的意识——白杯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挂着——小时候对那我曾经经常想像着。这房间里的每样东西——一直到空气粒子——都属于我。我可以关上门，安全地拥有全部，或者打开门，让人们进来体会它——那种我的感觉——或者把它留下来，全部地，整齐地，以后再回来，发现它仍在那里。

    我准备好了要把房间理得很有条理。第一步，我拿出自己的工具箱。里面装着胶水、胶带、几十片双面粘纸、鱼线等，都是用来创造的工具。

    蜡纸贴纸——还有什么可比这些小小的五彩缤纷的蜡纸贴纸更完美的呢？花一块钱我可以从任何商店买到。人人都可以去拥有。艺术家们很尊重、崇敬这种独特的媒介，用它进行展示。孩子们从他们第一次开心地乱画乱写就知道如何“排在队列里”可选择不那样做，用一种复杂的视觉语言在贴纸上画他们自己的画。油画笔、炭棒、除水彩外的多数画家的工具都很贵，只有一些有特权的成人画家才用得起。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但蜡纸贴纸是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自动艺术。它们装在一只多彩的盒子里，你可以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蜡笔令我——而且现在仍然让我——因为这些原因而感到开心。一个房间，如果里面没有一盒蜡笔，就不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