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唐旭东努力炮制那些规章的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政策局里的一个同事，王平生，被任命为联想公司人事部经理。王在年龄上属于柳传志和唐旭东之间的一代，诸如1966年的“文革”造反、1969年的下乡插队、1974年的工农兵上大学、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的相继去世，以及导致“四人帮”垮台的“四五事件”，他全都亲身经历过，甚至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也保留着清晰的记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都在中国科学院里从事着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做过研究室副主任、党组秘书、政策局的总工程师，仕途一帆风顺，心情也不错。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剧烈的社会变动让他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终于在柳传志的力邀之下辞去官职，加入联想。

    邀请王平生加入联想这件事，再好不过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尽管遭遇重大挫折，柳传志还是不遗余力地抓紧建设公司的“第二梯队”。他的行动有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作为基础。计算机产业日新月异，全世界那些最有名气的大公司，几乎都是掌握在40岁以下的人手里。毫无疑问，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他和那些创业元老们，只不过是跟着中国大时代的潮流，偶然地进来客串了一把，所以越早把这个事业交给年轻人，也就越是对公司有利。而在1990年，柳传志面对的情势真是不妙。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既有能力又可倚重的人，来主持公司人事方面的大局，进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于是他想到王平生。在和王的几次接触中，他认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为人挺正，有主见，也有大局观，还敢在国务院的部长面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有一次两人在私下交谈国家时局，让柳传志颇有志同道合的感慨，觉得此人说出话来，无论是见识还是感染力，都不在陈恒六之下。他和李勤一同去请王平生加盟。二人苦口婆心，好话说尽，请王进入公司总裁室，发给王一张“编号00011”的胸卡。那时候王刚刚经历一场车祸，浑身是伤，还未痊愈，于是给他配备专车。为了让他移动身体时不致过分艰难，李勤又特意买来一把转椅。这就开创了联想历史上的一个“第一”：第一把可旋转的“老板椅”。

    像唐旭东一样，王平生对联想的第一印象也是“孙宏斌事件对公司的伤害很厉害”。只不过，他是从人心方面来观察的。员工情绪不好，乱糟糟的。老人怀疑年轻人的忠诚，年轻人忧虑老年人的压制，两代人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而所有人都在抱怨公司的领导。有人批评“老柳用人不当”，更多的人批评“老李不能控制局面”，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坏人的挡箭牌。有些年长一辈的老人眼见孙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带走了，不免伤心：“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念书念得那么好，怎么到我们这里来没两年就弄到监狱里去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又有人说：“这孩子到底是好是坏？如果是坏人，为什么当初重用他？如果是好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