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在突然之间起了变化。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很显然，孙宏斌在那里搞的一套和他期待的不是一回事。也许老贾对他的反感不无道理，那家伙莫非要把企业部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与联想分庭抗礼？

    柳本来具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仅仅这一句话就把他的警觉全部唤醒。他知道自己必须飞回北京亲自纠正这个错误，但这对他来说，既尴尬又棘手。他急于为公司寻找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来取代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老同志，现在他担心自己弄砸了这件事。

    柳传志后来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办公司就是办人。还说过，选拔年轻人是“公司最艰难的工程”。我们只有了解1990年春天北京联想发生的事情，才能真正明白这话的含义，并且嗅出其中强烈的中国味道。

    问题又回到大会上来，柳不打算隐瞒自己对孙宏斌的担忧。他告诉公司全体干部，他看到《联想企业报》上面的一些话，“着实吃了一惊”，接着便严厉指出孙的错误：“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是荒唐的。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也不能办自己的报纸。“如果下属的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对于远离总公司的分公司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被允许的。”

    柳传志显然还没拿准孙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打算继续观察。他公开说孙“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的积极性”。又为企业部的年轻人打抱不平，说他们“得不到公司其他部门的有力的支持”，倒是“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紧接着，李勤出来为他助阵。“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优势，”李勤说，“他能够到全国去。他能够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够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很显然，有些话是这两人事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