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给这家公司使用，令周围大小企业艳羡不已。“外汇额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意思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使用外汇都须置于国家计划之中，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不得随意胡来，如若不然，轻则违纪重则违法。所以周在批文里所说“这是一种特别的优惠”，并非言过其实。

    1985年12月，也即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够在独立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但是柳传志坚决不同意。效忠与背叛构成了当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常态。柳传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也就越是要让自己更像一个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总结大会上宣称：“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轨道。”在以后的20年中，公司内外的人们无数次提起这个话题，人们渐渐倾向于认为，计算所掏出20万元便每年坐收渔利数千万元，实在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对于将这家公司的财产归属于国家，也有人提出质疑。似乎只有柳传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为计算所辩护，这一天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次。

    他还一一历数公司一年来的业绩。那些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业务，诸如石化部天津总公司的管理系统工程、国家体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钢铁厂自动管理系统、电源成果的转让、开发网络、推广简易终端、软件的收集和改造等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不上台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情可歌可泣，因为它们总计为公司带来350万元营业额和250万元利润，还证明如果不是行走在计算所的“统一发展轨道”上，公司将一事无成：

    —KT8920大型计算机。本由计算所单独承担，计算所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

    —中国科学院购买500台IBM的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修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

    —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毛利7万美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关于倪光南和他的“汉字系统”，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只需说明一点，这一技术在计算所历经10年的研究，在来到公司之后不过6个月，已经售出至少100套，为公司带来大约40万元的毛利润，也让柳传志看到了公司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