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记者是经市里某部门一位同志推荐过来的，开始说并不收费。可采访完后第三天，这位记者给他打电话，说稿子写好了，给他传过来过过目，然后回传。继而又来电说，稿子是不收费，不过希望村里花３万元出份增刊。当老支书委婉地拒绝说他只有300元的“权力”，做不了主时，这位记者又表示可以便宜点，1.8万元出份增刊，实在不行花2000元在杂志上做个彩页也行，对此，老支书还是进行了委婉的拒绝。不料，过了几分钟后，这个记者又打电话说：“老书记，不好意思，我接到你们村群众几封上访信。”问及上访信的内容时，这位记者却避而不谈。

    老支书明白他的敲诈意图后生气地说：“那稿子别发了，就发群众的上访信吧。”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没曾想，不久这位记者又打来电话，说群众去信告村里有没按计生政策生育的，村集体账目不清，得反映反映。随即，这位记者就把写好的初稿传给了他。稿子有三部分内容：第一、二部分是说治安防控体系的，可第三部分却瞎写了一些偏离稿件主题的东西，诸如村里制定的章程与法律法规不符、群众反映财务不清等。而且记者表示三天之内必须对稿件做出回信儿，否则就视为村里认可而见报。老支书对此非常反感，再也没理这个茬儿，事情闹了个不欢而散。

    同样是６月份，一个自称是国家某机关下属新闻单位驻石家庄站的记者给他打电话，说他们村是省级文明单位，想给总结一下经验，写个专题报道。问及是否收费时，这位记者倒是坦白地说收费8000元。当老支书表示钱太多做不了主时，这位记者又把收费降到了5000元。遭到老支书再次拒绝后，这位记者立刻变了脸，说要查查村里计划生育有没有违规，财务公不公开，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单位，而且相关费用还得由村里“掏”。这种离奇的要求让老支书很生气，他说：“是不是文明单位由宣传部说了算，我凭什么拿村里的钱让你来查合格不合格……”后来，这位记者又打来电话，说老支书不冷静，如何如何。老支书实在看不惯此人搞的这一套，严肃地批评了他。此后，这位记者再也没有给老支书打电话。

    老支书还介绍说，某电视台几位记者，开始联系采访一个系列报道时也说不收费，可片子播出一集后记者给他打电话说，得收工本费3000～5000元。当他表示花几百元钱把剩余片子买下不再播出时，记者表示还得照常播，不过由于他们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几次打电话希望他“再考虑考虑，支持一下他们的工作”。由于采访期间结下了不错的关系，这件事弄得他很难为情。

    这位村支书说，他几乎每天都要应酬这样的电话乃至记者来访。每每村里某个典型经验上了报纸，联系采访有偿新闻的电话就会明显增多，一般四五天后达到高峰，每天要接七八个。村支书统计了最近一个月的情况发现，平均每天接到的电话达两个以上。据他介绍，即便一段时间内村里没有典型经验上报，这些联系采访的电话也有说辞，有的假借过节办活动的名义，有的说是要出专刊、增刊。而且是上面抓啥工作他说啥，一接通电话就对你大肆夸，趁你美滋滋的时候提出要给你“好好宣传宣传”或者“有空聊聊”，你一旦答应，他们便二话不说“随即赶到”，采访完了才说是“收费的”。